就最近几年来说，文化认同、文化自觉等价值问题是人文研究领域里的热点，差不多也是大多数作家所最关注的一个时代价值问题。所以在这个领域里，大体而言，传统题材分法其实都有走向综合、整合的趋势。换言之，乡土题材、工业题材、城市市民题材、历史题材等等，在背景上，人物形象上，心灵突变上，都慢慢汇集于文化认同和文化认同危机这一主题上了。这也就是批评文章不约而同聚焦于文化自觉，并且高分贝观照焦虑、无助、迷茫、无意义感、不确定性、没有完全感的一个思想原因。就我个人的阅读视野来说，当前的人文研究最新成果或许可以分为如下三种价值取向。第一是思想史研究所到达的位置。就拿葛兆光1997年初版20XX年再版的《中国思想史》来说，他不再以思想家个案来结构中国思想史的经纬，而是改为以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状态为重点。这一方面当然是深受福柯“权力话语”理论的影响，我的不完全统计，直接引用福柯《知识考古学》《癫狂与文明》《规训与惩戒》《事物的秩序》等著作观点的多达近40处，当然广义上看，把引用的其他西方思想家算进来，比如罗兰·巴特、利奥塔、海登·怀特等，实际上葛兆光真正受用的是解构主义这一方法；另一方面，他本人实际上想在普通民众、一般读书人甚至大众的层面，反过来求证主流意识形态思想成果的能动作用。这样的一个视角选择，一些被专门著述突出过的思想家、精英知识分子观念，反而被日常生活的洪流湮没了；而并不被思想撰述在乎的集体无意识，有时候倒显出了思想的生命活力。另外，他在建构有生命活力的那部分思想资源时，我个人感觉，他总是带着深沉的当下观照来写，因此，读后的体会是，他一直在通过思想史梳理来突出最高认同的条件问题。政治、传媒、经济水平、日常生活方式、文学艺术、精英知识分子和大众，便构成了这部思想史实质性的结构线索。一是自下而上的生成线索，先是从民间观念到“巫祝史宗”书写，再到彻底官方化，并通过官化形成社会主导性礼仪秩序；一是自上而下的政治认同线索，从介于庙堂与江湖之间的“巫祝史宗”话语，生产而成为制衡“皇权”的“天道”话语系统，再到民间社会的普遍性。这部120多万字的思想史收尾于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在文化和价值观的一次次冲突、一次次认同、一次次重构的过程中，表明葛兆光着重体现的是中国文化传统内部价值观念的认同方法论，最终把认同的最高标识指向了对政治秩序体系的思考。在官方与半官方，官方与民间的消极的或积极的互动中，给今天再认识“古今转化”提供了莫大的想象空间。近代以前中国社会最高价值的良性循环、互动生成机制，在今天并不理想地存在，这给今天的“古今转化”出示了难题，当然，同时也启示我们得从另外角度切入和观察。天真的“古今转化”之所以甚嚣尘上，其实是在“回不去”的语境，安全地消费乌托邦般的古代社会，古代社会连续性“道统”的当下批评功能，反而被推到了价值断裂的现实外围“，古今转化”最为自圆其说的部分，恰好成了最没有介入力量的话语赘余。第二是民俗人类学和神话研究所显明的方向。如果以叶舒宪2009年出版的《现代性危机与文化寻根》一书为例的话，这本书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作者对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反思现代性后果的著作《现代性的后果》的本土化表述。从新世纪初的美国“11”、伊拉克战争、“非典”风暴，一直到朝戈、巴荒、丁方等的绘画“复魅”，文化寻根和找寻原始神话的情结贯穿始终。该著犀利地批评了全球化的现代性、发展主义、科技主义后果，同时也把自己的坐标建立在了中国道教文化、本土化佛教文化的“神秘主义”和原住民的生活形态之上。显而易见，叶舒宪不是教导人们回到原始时期，而是希望在经济主义价值观已经成为主导的当下，要格外重视民间的寻根浪潮。在文化认同的层面看，这本书的启示在于“，复魅”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神秘主义，或许是解决今天认同焦虑的中国化路子。由此反观，今天的发展主义才是导致一切社会秩序失衡的源头“，复魅”便是更高层次的“退回去”。这样的一个民俗人类学视角表明，建立真正的文化认同机制，在今天特殊语境下，我们不能仅在文化、精神领域做文章，长期以来被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