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诗视阈中的音乐性探求——梁宗岱新诗音乐性理论探论霍俊明1，岳志华2（1．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北京100089；2．河北科技师范学院，河北.秦皇岛066600）【摘要】梁宗岱在特殊的历史语境和新诗发展的十字路口，对汉语新诗的本体性不断探求。在纯诗视阈中，他的诗歌音乐性的理论开拓都对新诗的实践和理论建设做出了富有启示性和有效性的时代和诗学的双重努力。【关键词】纯诗；音乐性；汉语新诗；象征主义【中图分类号】I207.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724（2005）01-0033-03MusicalExplorationintheVisualAngleofPurePoetry——ExpoundtheNewPoemMusicTheoryofLiangZongdaiHuoJunming,YueZhihua（ResearchCenterofChinesePoetry,CapitalNormalUniversity,Beijing,100089China）Abstract:Inthespeciallyhistoricalenvironmentandcrossroadsofnewpoetry’sdevelopment,LIANGZong-daiexplorecharacterofChinesenewpoetrytimeandagain.Inthevisualangleofpurepoetry,heopenuppoemmusicaltheoryandmakeanefforttothepracticeandtheoreticalconstructionofnewpoetryinthepoetryandtimes.Alltheseincludeinspirationandconstruction.Keywords:purepoetry;music;Chinesenewpoetry;symbolism梁宗岱（1903—1983）以其独特的诗歌创作和新诗理论探询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汉语诗歌史上重要的不可忽略的独特存在。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特殊的历史语境下，在西方诗学和本土境遇的冲撞和融合中，梁宗岱对纯诗的理论性探求，对诗歌本体性依据的追附，不仅反拨了新诗草创期诗歌创作过于直露、肤浅的散文化的不良惯性倾向，而且对汉语新诗文体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有效性的标的和启示。一、纯诗视阈中的诗学框正自新诗从古典诗学传统中挣脱和诞生以来，其诗歌体式一直是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实际问题。在一定意义上，新诗的自由化和格律化以及二者之间张力关系的理论性探索与实践更能说明汉语新诗所应该走向的合理性道路。新诗之所以诞生，是由于古典诗词在新旧时代的转折点上，在现代性的国家想象和冲动中已不再适应现代人表达思想感情的复杂和更为具有多维性质的话语需要。语言学的革命在所难免。从清末民初黄遵宪等人倡导的“诗界革命”到此后胡适、陈独秀等所极力鼓吹的新文化运动、白话文运动以及国家教育学制的现代性发展，使得白话代替文言，古典诗让位于白话诗。尽管胡适提出“自然音节论”和“诗体大解放”的主张，提倡“作诗如作文”，“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但包括胡适在内的草创期阶段诗人的早期白话诗仍留有旧体诗词的遗风，连胡适自己也承认，“我现在回头看我这五年来的诗，很像一个缠过脚后来放大了的妇人回头看他一年一年的放脚鞋样，虽然一年放大一年，年年的鞋样上总还带有缠脚时代的血腥气。”[1]确实，早期新诗简单的大众化、口语化、散文化、直露化、平淡化在一定程度上是非诗歌的、反诗歌的。这一定程度上也是宋代“以文为诗”传统的遗留和再燃。正是基于初期新诗探索虽打破了旧体诗在形式上的僵化局面，但也潜伏下忽视诗歌语言节奏与日常用语和散文语言自然音节差异的危险，梁宗岱在《新诗底十字路口》中说，“我们的新诗提倡者把这运动看作一场革命，就是说是一种玉石俱焚的破坏，一种解体。……所谓‘建设明了的通俗和社会文学’，所谓‘有什么话说什么话’，——不仅是反旧诗的，简直是反诗的；不仅是对于旧诗和旧诗流弊之洗刷和革除，简直把一切纯粹永久的诗的真元全盘误解与抹煞了。”[2]正是在新诗被简单视为散文化表达，诗的全部问题被简化为自由“作文”，诗逐渐疏离诗歌的本体依据。在20年代，周作人，穆木天，王独清，俞平伯等人纷纷批评和质疑了新诗的散文化倾向。他们引介西方象征主义诗学提出“纯粹诗歌”（purepoetry）的理论主张，企图反拨诗歌的非诗化和反诗化倾向。但是这些人的理论都具有非连续，非完整的断片性和过于倚重西方理论而缺乏融合的生硬性。而梁宗岱“就是在中国现代诗学史上第一次使诗的本体面目在整体性的揭示中得以较为充分的敞开。他既从文体层面揭示了诗不为他物决定的禀赋与特性，又从艺术层面和哲学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