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凳需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对中共一大考证的回忆邵维正20年前,我撰写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一文在《中国社会科学》创刊号上公开发表,随后被几十种报刊转载,并被翻译成英、日、俄、法等文字在多个国家传播,引起了国内外读者的关注。这些年来,党史界同仁以及相识或不相识的朋友,以不同方式多次向我提出一些间题,如什么原因促使你考证“一大”怎么能找到这么多原始资料结论是怎样推断出来的等等。20年过去了,当年对一大的考证已成为历史,也算是中共党史学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吧最近,应学术界一些朋友提议,我就考证一大的前前后后写了一点回忆,这或许能引发一些对党史研究中治学态度、治史方法方面的思考。一、精神动力源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1978年初夏,在全国范围蓬勃展开的真理标准大讨论,犹如一阵春雷激起了理论界的强烈回响,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逐渐繁荣起来。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倡议编写一套多卷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并要求参考《苏联国内战争史》。前苏联的这部权威性历史著作,引用了大量原始档案和资料,参考了不少亲历者的笔录和回忆,史料翔实、叙述感人。尤其是第二卷中仅对1917年10月和11月两个月左右的记叙就写了50多万字,详细程度可见一斑。后来许多有关俄国十月革命的著作、通俗读物和文艺作品,都以此作为基本依据。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长达30年,斗争之激烈,道路之曲折,胜利之辉煌,都是中外革命史中少见的,编写一套详尽而又准确的历史长编性著作传之后世,显然是十分必要而紧迫的。这项重大研究课题由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副所长、后担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的李新同志主持。原编写计划分为14卷、600余万字,编写任务重、难度大,涉及面覆盖了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为了顺利推进和完成这部巨著,李新主张发动组织科研单位、高等院校、军事院校的同志群策群力,协作攻关,并决定先借调一些人集中精力写好第一卷,摸索出写作的路子。1979年初,从各单位借调的十几位同志陆续来到乔木同志出面借用的中央党校办公大楼六层,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我也在此时由解放军后勤学院临时借调到写作班子。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的首卷由此启动。第一卷着重反映1919年到1923年这段历史,其间发生了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建立和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等重大事件,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从此轰轰烈烈开展起来,因此,我们给第一卷取了一个响亮的书名《伟大的开端》。我承担的任务是起草党的一大这部分书稿。为了写出翔实准确又有新意的著述,在写书稿之前,我们先展开专题研究。在收集和阅读当时所能看到的大量资料过程中,我明显感到在一大的召开日期、出席人数和会议内容等问题上存在着截然不同的说法。出于深人研究的需要,记得当时我曾对浩如烟海的史料进行梳理,按写作时间、刊载日期、作者姓名、发表出处和开会、闭幕日期的不同说法等，对25种既类似又有不同的意见排列出一大日期研究提要表。面对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资料,真有点不知所措,书稿写作难以下手。也就在这时,我萌发了要考证一大疑难问题的意向。然而,当时听到的反映却是各种各样的。有的同志热情支持,鼓励我做这项研究有的耽心这是几十年都没有搞清楚的难题,怕出不了成果还白费劲有的出于好心,私下劝我不要冒这个风险还有的提出考据是资产阶级治史方法,我们不能用,党的生日早有定论,把叛徒、汉奸的名字列上党的成立大会影响也不好,会引起思想混乱,与中央不保持一致会犯政治错误等等。听到不同的反映,我产生了一些顾虑也有过思想斗争。心想,按照原来的统一口径写也无可非议,但又想到,写这本书的初衷就是要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如实地记载下来,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这是对党的事业负责,而回避难题、循规蹈矩不是严谨的治学态度。至于是不是与中央保持一致要作具体分析,过去在没有条件搞清一大召开确切日期的情况下,把“七一”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是可以理解的。况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端正了党的思想路线,这是各项工作、各条战线的指导思想,也为党史研究指明了方向。周恩来总理说过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