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化和全球化：社会心理学的现代双翼周晓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心理学”，几乎是伴随着中国大陆社会心理学的重建而起崐的一句口号。尽管至今为止，我们还不太容易见到对“中国特色”（本土化）及其有关问题的深刻的理论阐释，以及从概念、具体设计到研究手段真正具有“中国特色”或本土定向的实证研究，但应当承认，近几年来尤其自1992年6b月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在湖北神农架召开的首届“中国人社会心理研究讨论会”以来，中国社会心理学界已经不满足于将上述口号再流于空洞，而是真正力图使之成为踏踏实实的奋斗目标。不过，同样应该承认，中国大陆社会心理学目前的这场本土化运动在相当程度上缺乏自觉性，缺乏深厚的理论准备和必备的物质条件与技术手段，也缺乏对世界主流社会心理学的充分了解、吸收和批判。在某种程度上，这场本土化运动是由相对超前的台港地区的社会心理学引发的。换句话说，它的动力更主要的是“外源性的”，而不是内源性的。这不可避免地会造成这场学术运动的某些浮浅和偏颇。我们认为，为了保证中国社会心理学的健康稳固发展，有必要再就社会心理学的本土化尤其是本土化与全球化的关系（这常常被有意或无意地视为是一种对立的关系），作一番更加深入的探讨。一、本土化和全球化辨析bbbbbbbbbbbbbbbbbbbb论述社会心理学的本土化与全球化，首先需要就这两个核心概念作一番简单的界定。“本土化”，是一个至今为止在学术圈内尚未获得一致意见但却被广泛使用的术语。和这一术语十分接近的另外两个术语是，“中国化”和“有中国特色的”。在这三个相互接近且常常为人们混用的概念中,“中国化”的历史最为长久。早在本世纪20-40年代，中国的第一代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如孙本文、潘光旦、陈达、杨开道、费孝通等人，在用西方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社会的现实时，就产生了使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知识体系适用于中国社会即使之中国化的具体设想，他们并且为实现这一设想做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可以说，当时提出中国化的设想，既是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且不断接受西方文化后产生的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又是中国知识分子不满足于被动地接受包括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知识在内的西方文化、作西方文化传声筒的一种特定的心理状态。这种设想的提出前提是，对西方文化的两面性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既不但了解了作为西方文化产儿的现代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科学性和普适性的一面，同样也了解了它的非科学性和特殊性的一面。单单这种设想的提出已足以说明，当时的中国确实已如M.弗里德曼所说，成了美国和欧洲以外的“世界上最繁荣的社会学所在地”（转自魏章玲，1986：7）。“有中国特色的”，是80年代后中国大陆重建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以来更常使用的一个术语。显然，这个术语的使用受到当今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活的影响，因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中国进入改革开放以来最普遍也最为人们熟悉的一句口号。尽管“有中国特色的”这一术语的政治色彩较浓，但它的意思与“中国化”基本一致，即我们应该在引进与接受西方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知识体系的同时，对它加以改造并赋予其中国特色。最后，“本土化”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头号经济、政治、军事、科技大国，并因此成为头号学术大国后，在除美国以外的其他工业化国家组成的第二世界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组成的第三世界中，掀起的一种带有普遍性的学术运动。这一运动要求各国和各地区的行为与社会科学研究者，在批判与吸收外来的（主要是美国的）行为与社会科学成果的同时，从自己的社会实际和社会需要出发，针对自己要解决的现实问题，提出自己的理论设想，采用各自有效的研究方法，去揭示人类社会和人自身行为的客观真相。从某种程度上说，“本土化”是半个多世纪前“中国化”的一种扩大和延续。换言之，半个多世纪前中国知识分子的要求，现在不但成了和中国境遇相同的处在学术边陲状态的第三世界学术界的共同要求，而且也成了在战后被美国抛出学术核心圈处在半边陲状态的第二世界学术界的共同要求（Moghaddam，1987）。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杨中芳认为在这三个术语中选“本土化”最为合适，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