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近现代人的精神复杂和矛盾，着重讨论了基督教思想与个人主义的自由独立自我扩张的冲突。具体的，在艺术上有贝多芬乐曲中两个主题（代表意志的力与代表命运或者神的力）的斗争斗争结果总是意志得胜，但胜利并不持久，不断地挣扎和斗争之后，结论不是谁胜谁败，而是个人的隐忍与舍弃，这个境界或曰皈依，觉悟，解脱，其实是放弃斗争，放弃挣扎，以换取精神上的和平宁静即所谓幸福，挣扎了一辈子以后再放弃，当然比一开场就奴颜婢膝的屈服高明得多，也就是说“自我”的确已经大大的扩张了，同时又证明“自我”不能无限止的扩张下去，而且最后承认“自我”仍然是渺小的，斗争的结果还是一场空，真正得到的只是一个觉悟，觉悟斗争之无益，不如与命运、神言归于好，求妥协。由此引发中西文明间的此类斗争对比。如果不是基督教思想统治了西方民族一千三四百年，现代欧洲人的精神状态绝不会复杂到这部田地，即使复杂也是另一种性质。中华民族的内心矛盾，决不能与宗教信仰与现代精神（自我扩张）的矛盾相比。作者又说，中国人对天堂地狱之感觉没有西方人那么强烈，因此中国人的内心矛盾为健康，多出自生物之本能，西方人为病态，多出自自我头脑发热造出的许多极乐极可怖的幻象来诱惑、威吓自己。后面，傅雷进一步阐述，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从不追求自我扩张，从不把人看做高于一切，在哲学文艺方面表现出人在自然界与万物占着一个比例较为恰当的地位，而非绝对的统治者，奴役万物的主宰。由此作者认为，我们的苦闷，基本上比西方的少太多，并以苦闷的强弱原是欲望与野心的大小而转移的，中国素来不滞于物，不为物役，性情平和淡泊而朴实，更容易满足，佛教影响虽大，小乘（净土宗）的天堂地狱之说毕竟不是原旨，专为知识较低的大众而设的，真正的佛教是从理智上求觉悟，求超度，觉悟人世之虚幻，超度痛苦与烦恼，不予人以热烈追求幸福的鼓动，或是急于逃避地域的恐怖，主要是劝导人求智慧，在这一点上佛教的智慧恰好与基督教的信仰行程鲜明的对比。智慧使人自然而然的醒悟，信仰反易使人入于偏执于热狂之途。作者认为历史上，知识分子收到佛教思想影响并无恶果，迷信未尝在吾国文化史上留下什么毒素，知识分子亦未陷于虚无主义，相反在来两汉罢黜百家之后佛教思想成为精神上的一种刺激，类似于冲破束缚解放思想。看看理学之后，八股科举毒害了明清两代人的心灵。作者又进一步讲到，直到近代社会我们的封建经济基础仍然存在，封建时代的道德观、人生观、宇宙观以及一切上层建筑，近百年还有很大势力，那么怎么看待这个现象呢，作者认为这恰恰使我们的精神状态、思想情形不至于如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国家那样混乱、复杂、病态，因此我们比起欧美来一则落后，一则也很单纯，更健全，无论是民族特性、传统思想，以及经济制度等等。五四以来，急转直下，西方文化的输入使我们的头脑受到极大骚动，我们开始感觉到了近代西方人的烦恼，作者此时又说，幸而时候不久，故并不太尖锐，还是我们以老一套的东方哲学、东方思想来作为批判西方化的尺度。怎么看待矛盾呢，作者说人没有矛盾、没有苦闷就不会进步，倘若苦闷而不致陷入悲观厌世，有矛盾而能解决（至少在理论认识上得到一个总结），那么苦闷与矛盾并不可怕。所要避免的是因苦闷而导致身心失常，或者玩世不恭，变作游戏人生的态度。另一角度看，最伤人的（对己对人，对小我与集体都有害的）乃是由passion引发的苦闷与矛盾，例如热衷名利而不得的人，怀着野心而不能得人，经常嫉妒别人、仇恨别人的人，这一类苦闷。凡是从自卑感自溺狂等带来的苦闷对社会都是不利的，对自己也是致命伤。反之，若是忧时忧国，不为小我打算而是为了社会福利，人类前途而感到的苦闷，因为出发点是正义，是理想，是热爱，所以即有矛盾，对己对人都无害，倒反能逼自己做出一点小小贡献来，但此类苦闷也须用智慧来解决。愤世嫉俗不能解决矛盾，也不能使自己往前迈进一步。最后，作者写道，我们不怕经常苦闷，经常矛盾，但必须不让这苦闷与矛盾妨碍我们愉快的心情。感想：疑问，此处是否作者未考虑新教、天主教和东正教三者的差异，而笼统划归基督教，反观今日新教尤其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