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刘涌案改判调查2000年7月,刘涌被沈阳市公安局抓捕。“理解公众对判决的质疑”“我相信这个判决结果是能够经得起历史检验的。”8月25日上午，刘涌黑社会案审判长、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一庭法官李晓明对记者说。“我是承办人，是审判长，如果这个判决经不起历史检验，过了多少年，深层次的东西都出来了，我们是要承担历史责任的，有可能就是历史罪人。”2002年4月17日，刘涌、宋健飞被辽宁省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伤害罪、非法经营罪、故意毁坏财物罪、行贿罪、妨碍公务罪、非法持有枪支罪等多项罪名一审判处死刑。1年零4个月后的2003年8月15日，刘涌被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以近乎相同的罪名改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判决结果出来后，舆论哗然，《外滩画报》发表李曙明的评论认为，“作为首要分子的刘涌，应该对集团所有罪行，包括宋健飞所犯罪行承担刑事责任。……但从二人在犯罪集团中所起的作用看，刘涌无疑主观恶性更深，社会危害更大，留下他而送宋健飞‘上路’，很难让人理解。”李曙明的评论直指辽宁省高院，“如果罪孽深重如刘涌都可以不死，那么，死刑留给谁用？”李曙明认为，辽宁高院的判决开了一个危险的先例。事实上，从2000年7月刘涌案发到三年后刘涌被终审判决，公众对刘涌案的关注一刻也没有停止，可以说，刘涌案件的审判，直接关系公众对司法公正的信心。“我理解公众对判决结果的质疑，新闻和法律不一样，新闻对刘涌案的报道和实际情况不同，不能说舆论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判，那还要我们干什么？”李晓明说，“这个案子我们压力也非常之大，高层领导对我们说，‘你们案子审得太艰难’，要给我们记功，我们说，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沈阳市公安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对记者说，“我们尊重法律，对案件细节，不便加以评论，这就是我们的态度。”刑讯逼供是改判缘由之一？刘涌为什么被改判为死缓？8月22日下午1时30分，在记者临赴沈阳前，专访了刘涌的辩护律师、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主任田文昌。田文昌认为，公众对刘涌案之所以不理解，是因为公众对刘涌案件的判断是建立在“变形”的事实的基础上。二审判决书认为，刘涌“论罪应当判处死刑，但鉴于其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以及本案的具体情况，对其可不立即执行”。其中的“具体情况”包含哪些？田文昌说，“刘涌案和同案嫌疑人的案子有两个惊人的相似：预审的口供，所有的被告人都惊人的相似，这可能吗？而在庭审中，所有的被告又都翻供，翻供的内容又惊人的相似，而翻供的内容又和预审的内容惊人的不一致。”田文昌说，只有两种可能性：x串供和逼供，但串供的可能性可排除，因为各案犯被严格关押，而且有录像。他认为，“这是逼出来的，有的人根本不在现场，但从口供看，却可以得出他作案的时间和地点。”关于刑讯逼供的问题，辩护律师在一审中即提请法庭注意，在一审审理期间，部分辩护人已向法庭提交相关证据，公诉机关认为，“此节不影响本案的正常审理和判决”。但二审判决书有了变化，说：“二审审理期间，部分辩护人向本院又提供相关证据，二审亦就相关证据进行了复核，复核期间，本院讯问了涉案被告人、询问了部分看押过本案件被告人的武警战士和负责侦查工作的公安干警。”“不能从根本上排除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存在刑讯逼供的情况。”判决书说。“知道他立功的人不多”而民间则对刘涌的改判有不同的解读，一种说法是，刘涌在“慕马”大案中，由于有立功表现，专案组和刘涌作了某种妥协；另一种说法是，刘涌花了钱买通了有关部门，最终捡回了一条命。记者就此采访中央纪委一位对案件有了解的官员，他对此进行了分析。“刘涌案和慕马大案应该有关系，可能通过他打通某个缺口，办案过程中遇到类似问题，可能为了要一个人的真话，会查他的一些事，但打开缺口后，就移交给有关部门了。”这位官员分析，刘涌和专案组达成协议的可信度非常低，办案人员可能会有一些手段，但不会达成什么协议。“说他花多少钱买通了谁的可能性也不大，这种人和特别大的生意人还不一样，他在当地可能还算比较大，但触角有限，基本上就是在沈阳范围内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