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作为人类社会与一切制度的基础，肆无忌惮地繁衍滋生到今日，已然扎根到当代人的心灵中，成为每个人的生活信条，成为社会公然的正义：我们追求不平等——希望超越其他人，在未来获得较他人更高的社会地位；官僚们追求不平等——希望与平民们产生差异，以保障自己具备绝对的权威；国家更是追求不平等——希望从弱国那里获得更多的能源与利益，以便于自我的发展。当今一切看似追求平等的作为，目标也无非都是假借平等之名来获得不平等。我们已经不会质疑达官贵人的权威从何而来，我们已经不会质疑自己与旁人差异的合法性何在——一切都成为了自然。如何审视这荒诞的社会价值观？没有什么方法比研究它形成的原因来得更好了，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以下简称《不平等》）也就成为了我们的最佳选择之一。在本文中，我将结合卢梭的观点，给出我对于基于人类不平等起源的两个问题的看法：究竟是什么让人类摆脱了原初状态；人类不平等又是如何实现的。对自由的意识与渴望，作为不平等的起源《不平等》全文的第一部分对人类由自然状态、原子个人转变到政治共同体的整个过程进行了论述。尽管卢梭说：“我们没有必要去询问自然的不平等的起源，因为答案在这几个字的意义中就已经显露”[1]，然而要对人类不平等的起源进行探讨，首先要形成关于人类自然状态的真正判断，因而卢梭的论述还是从自然角度上对人类进行的观察而展开的。只不过卢梭并没有从严格的生理学角度分析人类的机体构造，而是对原初状态的人类进行一些模糊的假设。在卢梭那里，除开学习能力之外，原初的人类和其他动物几乎没有区别——始终被自然环境规定，无论从体质上而言，甚至是生命的权利也完全受到自然的掌控。原初的人们“为了逃脱野兽的追捕而不得不比它们跑得更快”，自然对待他们“就如同斯巴达的法律对待它的市民中的儿童一般：使体质强壮和精力充沛的儿童变成强健有力的人，使体质孱弱的儿童夭折。”[2]然而人类终究还是有他的欲求能力的，这欲求在被自然规定的原初的人类那里可以是对自由的欲求——先民们（我姑且把那些原初的人类称为先民）可以跑得比野兽们快，但人类绝不会甘于被动地在野兽的威胁下无奈地运用那能被我们视为人格被规定的标志的敏捷的跑动力。正是对自由的向往才使得先民们能够制造出精良的工具与武器，虽然人类的体质的确有可能因此而衰弱。但无论如何，工具使得人们第一次体验到了自由，人的尊严与人格也第一次依托工具的使用而被确立。卢梭始终把符合自然的看作为善，或者正确的。他认为人就是应该被自然所规定的——“自然支配着一切动物，人类也受到同样的支配”[3]。但人类与动物不同，人类并不全然接受自然给予的命令，而是通过自由意志来对自我立法。在我看来，纯粹的自由意志——亦即纯粹实践立法能力[4]才真正体现了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差异。然而卢梭这里的自由意志与康德那里的概念是不同的，但仍然能体现人类与动物的差别，只不过这条界线没有那么明确。按照他所说的“能够自由地接受或者抵抗”，我把这一概念理解为人对自然的反思能力：人类通过自己高于自然界的知性能力将当下自然给出的“命令”对执行它产生的效用进行分析（也就是一般的自我立法能力），而不是盲目地按根据自然欲求对一切自然命令逆来顺受，动物恰恰是按照后者来行动的。因而对于自由的意识使得人们将自己与动物区别开来。当人们意识到自己本该具备自由，但事实上却处处被自然所制约时，便产生了对自由的渴望，最终通过自己的智能摆脱了原初社会。我们终于不再被自然规定，成为了真正自由的理性存在者。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对先民而言自由与安宁是一对同一概念：在自身完全被自然所规定的情况下，先民必须按照自然的意志四处奔波。处于这种状态的先民是没有任何安宁可言的。因而对他们而言，获取摆脱自然规定的自由也就意味着获得安宁的生活环境，使自己的生存权得到保障[5]。到这里，我仅仅论述了人类摆脱自然状态的动因和过程，但还没有让自由、安宁与平等产生任何关联。要证明对自由与安宁的追求构成了人类的不平等，必须先要证明原初社会的平等：当然原初社会必然是平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