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国家理论与当代中国随着“中国威胁论”在西方流传，“［中国］民族主义”也转眼成为中外报刊上频频出现的字眼。以此为题的形形色色的论说中不乏宣言式的肯定（比如《中国可以说不》）和末日启示般的诅咒（民族主义＋专制＝法西斯），却往往缺少对民族主义这一复杂现象的历史的、理论的辨析。无论以新闻语言还是知识语言的形式出现，这一话题都在不断复制自己的同时确认了一种假象，仿佛狭隘、仇外的民族主义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又一次席卷了中国。尤如谎言重复一千次就成了真理，“民族主义”也在没有任何严格界定的使用或滥用中变成了不言自明的东西。无论在文化心理范畴还是在社会政治范畴，“民族主义”标签所到之处，一系列需要冷静分析的问题和矛盾不是被灼热的道德主义和心理主义伪命题所掩盖，就是简化为立场、态度、身份、认同的非此即彼的选择。这样的讨论或许能为臆测民族主义的直接政治用途助兴，却无益于认识民族主义问题的实质。也就是说，它无益于探讨民族主义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的客观历史条件，无益于分析这些条件同当前中国社会、文化、思想环境之间的关联和差异，无益于阐明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理论的主体立场和话语策略。留心的读者不难把当前“民族主义”这个字眼在具体涉及中国的种种语境中的用义作一番梳理，看看那些是关于当前中国的信息，哪些是关于“解读中国”的西方理论构架或主观眼光的信息（在此，“西方的”当然不限于“西方人的”）。不难看出，在有关“中国民族主义”的写作中，“中国”的形象经常是局部的、零碎的、歪曲的，而写作者所赖以存在的西方认知框架却是整体的、系统的、全面的；前者在明处，后者在暗处；前者提供物质生活场景中的材料和意象，后者组织这些材料意象，对其进行叙述学和意识型态的“编码”。从蜻蜓点水式的新闻报道到缜密精工的学院论文，关于中国的写作，无论其善意或偏见的多寡，都较少以拙劣的意识型态（报括狭隘民族主义意识型态）面目出现。相反，作为发达资本主义知识分工和社会分工的一个部门，这种写作有机地结合于一个按自身逻辑描述他人，表现他人，分析他人以至宰制他人的意义定位系统；它植根于西方市民社会对自身经济，政治，文化总体利益的高度自觉，融汇于将这种利益和意识合法化并不断“再生产”出来的强大的知识优势、符号渗透力和价值观念的稳定性之中。认识和批判这个知识－权力系统是所有非西方知识分子无可回避的工作，也是探讨包括民族主义问题在内的当代中国社会、文化问题的一个内在步骤。显然，对于这一话语系统内在的控制欲和侵略性，《中国可以说不》这样的作品并不构成一个真正的对手。本来，象《不》这样一吐为快、表述上不加用心的放谈在今日中国的大众文化市场上满足了特定的消费期待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常以文化生产空间的多元性和自主性自诩的西方舆论更不必摆出惊诧的面孔（这么说绝无意贬低大众文化在社会学或文化研究上的重要性；事实上，该书的生产过程，消费过程及其文化快餐式的“愿望满足”效果本身颇值得探讨，不过这是另一个话题）。《不》在国内畅销，在西方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可算是一部通俗---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作品的成功；但它在海内外被人有意或无意地指认为九十年代中国民族主义话语的代表作和基本形式，就不能不让人觉得是中国知识界的一次失职和失败。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中国知识界特别是理论界迄今不仅没有对《不》这类民族主义情绪的群众性、自发性表达作出知性的回应，也未曾对民族主义问题及其在九十年代中国的表现作出进一步的理论上的界定、区分、澄清和说明。几个最基本，也最急待讨论的问题包括：１）民族主义出现的一般社会经济条件，即它同“现代性”（modernity)历史阶段的结构性共生关系：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有助于破除对民族主义的一个普遍误解，即它在一般人心目中的“非理性”、“狂热”、“反西方”甚至于“抗拒现代化”的形象。当代民族主义理论研究重镇如盖尔纳（ErnestGellner）、霍布斯邦(E.J.Hobsbawm)、安德逊(BenedictAnderson)等人曾反复强调，民族主义(nationalism)、民族性(nat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