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学伟：我们的时代与我们的困境新考入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的同学们，今天我很有幸被邀请做一个演讲。我本想将此讲演题目定得很宏大，比如什么民族大义、大学的逻辑、什么学术的使命、新时代的精神之类，但觉得这好像是校长的讲演辞，与我一个普通教师身份不符，但如果我讲得很具体，什么报到注意事项，新生入学须知，又好像代替了辅导员的工作。再加上你们不在一个系科，年龄有距离、学历差别也很大，所以讲什么就很犯难，只好含糊其辞地讲讲我们大家都能触摸到的一个话题：“我们的时代与我们的困境”。当然，这是我个人的一点感想，有许多说法没有仔细推敲。在当下，我们大家从四面八方走到了一起来了，但不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毛泽东当年在《为人民服务》中曾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今天的我们虽也来自五湖四海，但却未必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我想我们的目标不同，是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回顾以往岁月，中国的大学始建于晚清，那时的大清王朝已摇摇欲坠，士大夫们发出了师夷之技以制夷，他们废除科举，通过办大学来学习新学，我们从中能看到中国现代化的历程；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使得中国的大学变成了新思想的摇篮，中国向何处去，最先在大学中发生了激烈的争论，陈独秀、李大钊、胡适、梁漱溟、辜鸿铭等一大批学者，有的成为第一代革命家，有的开辟了实践性的道路，有的顽固守旧，我们从中能看到革命与改良。另一方面，大学也造就了学术界的巨擎，如梁启超、陈寅恪、王国维等，他们将中西文化融为一炉，成为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大师级人物，我们在他们身上能看到“中国学者的使命”。可见那时的大学是新知识启蒙的圣地，是中国新文化建设的摇篮，直至抗日战争的爆发前，中国大学颇具规模，人才辈出；当抗日烽火燃烧了整个中华大地后，大学作为知识的传播地，大大激发了学生们用科学、实业、知识报效祖国的热情，在学习条件非常艰苦的情况下为振兴中华而学习，我们在其间还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中国人的不屈不挠的精神。特别是在西南联大，那个时候哪有什么教学实验大楼，更没有什么电梯、空调、投影仪之类的东西，但我们从中能看到灵魂上的东西。1949年后，中国的大学的目标也很明确的，只是太政治化了，政治化到了取消考试，只接受工农兵学员的地步。改革开放，恢复高考，被文革耽误了整整十年的优秀青年纷纷考入了大学，那个时候你不用告诉学生他们的目标是什么，每一位学生也很清楚，他们如饥似渴地学习，因为他们知道祖国的召唤是什么，自己将来要去做什么，当时的祝酒歌词是这样唱的：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愿撒热血和汗水。我们在座的老师里面就有那个时候上大学的，他们的感触一定很多。但是，在改革开放30年后，当学校的大楼盖了一群又一群，地划了一片又一片，学校并了一所又一所后，当大学开始扩招之后，当精英教育转向平民教育之后，我们的目标开始迷失了。我们还是想着要读大学，但我们并不清楚上大学的目的所在。大学对今天的学生而言，或许是一个饭碗的准备，一种职业上的考量，一种文凭社会的要求，也残留着学术的追求，结果还不尽如意；对社会而言，它也许是一个培训基地，或是解决就业的蓄水池，抑或是出资让学者提供政策服务的机构。这个时候中国大学的目标已经模糊不清，学西方，革命，改良，启蒙，学问、救亡，奔共产，为四化，都不提了，现在干嘛，不清晰。如果一定要说有目标，或许就是大学排名，争一流，当然，这也只是几所大学的事。这事看起来很了不起，要赶超世界了，---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但我认为这是一场知识的大跃进，把亩产万斤，改成了年产多少篇论文，招收了多少万学生。你们正好生长在这个时代：中国改革开放初所积聚的激情正在迅速消退，市场化导致了拜金主义，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失地、进城打工与下岗是下层人民的生活写照，而一批官员和上流社会开始醉生梦死。我在EMBA班上课时问过一个有钱的老板，你这么年轻就这么有钱，下面做什么，他回答，等死，我想另一个答案就是更加有钱；另外，中国的自然环境受到严重的污染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