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俄新经济政策对我国经济建设的启示文/卢青青左斌一、新经济政策的提出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面临着国内外各种尖锐矛盾，布尔什维克党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以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用行政手段组织生产和分配，试图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当时是必要的，它调动了积极性，打退国内外反革命势力，保卫了革命果实。但是，在和平条件下继续执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引发了多方面的矛盾。以1921年喀琅施塔得的水兵暴动为导火索，宣告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已无时效性，国内外出现严重的危机。于是，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决定，认识到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家必须迂回渐进地向社会主义过渡。其主要内容是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允许商品交换，支持小农经济，允许私有私营，发展国家资本主义。二、新经济政策过早结束的原因（一）受反市场经济思想的影响首先，新经济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政治危机的产物。基于消灭剥削、铲除资本主义，布尔什维克领导了十月革命顺利夺得政权。随即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应运而生。然而此政策并不适合小农占多数的俄国国情，直至1921年农工暴动愈演愈烈，苏维埃政权面临最大的政治危机，于是列宁于同年3月提出新经济政策。列宁说：“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并且毫不隐瞒，新经济政策是一种退却。”[1](P8)既然是为了摆脱危机的应急措施，那么布尔什维克党就没有做好转变观念的准备，意识形态的核心仍是反市场经济的。其次，未处理好计划和市场的关系。列宁在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后，发现小生产占大多数的俄国不能完全排斥市场、商品和货币。而斯大林时期，受马克思传统观念束缚，教条地说：“恩格斯认为，在这样的国家中，在把一切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同时，还应该消除商品生产。”[2](P604)“并且也用逐渐过渡的办法使产品交换来代替商品流通，使中央政权或别的什么社会经济中心能够掌握社会生产的全部产品以利于社会。”[2](P650)致力于使国家成为市场的主体，而非市场秩序的监督者和护卫者。结果，斯大林慢慢地使苏俄经济步上畸形发展道路。（二）缺乏对新经济政策的深层解读新经济政策从实施起就被苏共党和领导人就有关社会主义理论和建设等问题争论着。党内不少人主张保持共产主义纯洁性，反对开放和退却，抵制市场和贸易自由。而列宁指出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必要性。但是他却始终认为市场经济、商品买卖和自由贸易是资本主义特有的，并且只把它们看作可利用的形式，没有得到法律和制度的保障。另外，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上盲目冒进。十月革命后，列宁提出赶超战略，并把实现全国电气化当作重点。列宁逝世后，斯大林继续执行赶超战略。为了建立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苏联党和政府从1926年开始，把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首要任务和中心环节，并且优先发展重工业。1929年12月，斯大林表示新经济政策已经不能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这种脱离实际、急躁冒进的做法无疑是有害的，使人民对社会主义产生了怀疑。这些认识上的缺陷最终导致新经济政策的夭折。（三）新经济政策的施行缺乏法律和体制的保障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并没有继续执行新经济政策的意向，反而致力于消灭资本主义。所以，苏联党和领导人在执行新经济政策的时候具有很大随意性，对政策的认识也没有达到建设社会主义的高度，就无从谈起对新经济政策的法律保障了。不健全的民主法制、对法制建设问题的不重视、加之斯大林的独断专行等，使一贯处在行政强制力下的新经济政策不具备实施的持久性。十月革命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使俄国恢复了经济生产，也恢复了政治上的高度中央集权。但是实施新经济政策后，权力高度集中的现象并没有转变，反而被加强。强化一党专政并宣布俄国共产党是国内唯一合法政党。并且对其他政党进行镇压和取缔，取消了政治自由。国家政权强力干预经济，使经济失去活力，危机频发。由于没有政治体制外衣的保护，新经济政策最终被取消以期消除经济危机。三、新经济政策对我国建设的启示（一）借鉴和利用资本主义列宁说：“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