狭隘民族主义与外交政策2011年08月04日11:45：南风窗政治家对群众情绪的操控，虽然可以获得一时之利，但长远看会损害国家利益。在国人的印象里，清末和民国时期的中国外交丧权辱国、一塌糊涂，简直就是一部“国耻史”、“卖国史”，左右离不开“颟顸”、“误国”、“无能”、“卖国贼”、“汉奸”、“妥协”、“投降”等负面形容词。这种悲情的近代史理解，是近代中国狭隘民族主义的源头，到今天仍然深刻影响着国人看待世界的角度和方式。近日，一封署名为“项城袁氏家族联谊会”的公开信引发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信中认为袁世凯从未签署所谓的“二十一条”，而只是签署了《中日关于山东问题条约》和《中日关于南满即东蒙古问题条约》，这两个条约加起来也只有11条，而且没有出卖主权的条款。前几年热播的电视剧《走向共和》，也为我们塑造了一系列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晚清民国历史人物形象。那么，在我们惯常的非黑即白的革命爱国叙事结构之外，那一时期的外交到底有着怎样的历史风貌？记者就此采访了专治近代中国外交史的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教授唐启华。独尊“革命”的近代史《南风窗》：对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人物，如孙中山和袁世凯，人们已经形成了刻板的思维定势：前者好，是革命先行者；后者坏，是坏蛋卖国贼。但唐德刚先生在《袁氏当国》里，对孙中山后期专制的一面进行了批评，也肯定了袁世凯“治世之能臣”的一面。那从外交史的角度看，您对他们两人有着怎样的评价？唐启华：我们以往的教科书和外交史确实是批评袁世凯推崇孙中山的。袁世凯在外交方面的恶名，主要来自关于“二十一条”的交涉，以往的史学家认为他为了称帝，投日卖国，不惜接受“二十一条”。但我查阅过英国和日本的外交档案后，发现情形恰恰相反。事实上，袁世凯并未接受“二十一条”，在双方交涉之初，袁就疾言厉色地告诉日使，可让者自可谈判，不可让者如第五条等，则绝不能让。在其后历时4个月的谈判中，外长陆征祥，次长曹汝霖和驻日公使陆宗舆等，受尽折磨和屈辱，即使是有妥协情形的曹汝霖，也是“激愤之情溢于言表”。最后，经过4个月的抗争，加上舆论的压力，日本放弃了“二十一条”中最凶残的要求，和中国签订了《中日新约》9条和关于山东问题的条约。我们如果把日本人最初的要求和签订的新约做比较，就会发现其中的天壤之别。在日方的档案中，这是一场失败的交涉，日本外务大臣因此辞职。当然，新约也是一部丧权辱国的条约，但日本要灭亡中国的目的终究没有达到。相反，孙中山在护法运动失败后，长期寻求军阀对他的支持以失败告终后，转而向日本提出割让满洲，海南岛，组织国民革命军由日本军官带领，出让全国的警察管辖权和税务权，以换得日本派兵出战，后来甚至向日本表示平津和内蒙也不要了。这些权益是袁世凯也不敢让的。《南风窗》：既然如此，为何我们的教科书、公众甚至历史学家都认为孙好袁坏呢？唐启华：今天我们对历史包括近代史的理解，是基于片面扭曲的历史诠释之上。因为国共两党都是革命党，对历史的诠释往往出于宣传的需要，不一定是历史事实，甚至将党派利益放在国家利益和是非之上，认为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台湾虽然经过了政党轮替，国民党被塑造为独裁专制的代名词，但受影响的主要是对台湾史的诠释，中国近代史的部分并未受到挑战。由于国共两党皆以反帝、反军阀、废除不平等条约为民初历史诠释的基调。两岸学界对当时外交史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广州、武汉到南京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北京政府被视为革命的对立面，外交上纵使有零星的优异表现，也因政治不正确而长期遭到忽视与扭曲。独尊“革命”，在非常时期或有其必要，但数十年来成为常态，窄化了我们近代史理解的视野，导致中国外交史研究，不注重外交常规之交涉谈判，只注重谴责帝国主义侵略，宣扬“革命外交”之必要性。《南风窗》：那么，您怎么评价北洋时期的内政和外交？唐启华：北洋时代从袁世凯小站练兵开始，到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东北易帜结束。国共两党都极力攻击北洋时期，把北洋时期说成一个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与洋务运动失败、北洋水师覆灭、北洋军阀卖国等刻板印象相连接。北洋时代是否是军阀混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