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的福利制度发展现状篇一：瑞典福利制度的调整及其影响因素瑞典福利制度的调整及其影响因素［摘要］瑞典被称为福利国家的橱窗，从建立到完善其福利制度在不断调整，但又始终保持着福利制度框架及模式的基本稳定，这是国家发展压力、制度路径依赖、福利政治文化约束以及政党自身发展等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瑞典带来的重要启示，是福利制度有其制度理性，创建与发展均需遵循其规律，尊重民意诉求、结合国情文化、广泛达成福利共识是保持福利制度先进性的必然要求。［关键词］瑞典；福利国家；政策调整；福利共识［］［文献标识码］A［］1008-931406-0106-05［收稿日期］20XX-10-13［作者简介］谢琼，女，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研究员.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将计划经济时代的“国家—单位保障制”全面转化为以多元参与、社会化为基本特征的“国家—社会保障制”，与注重制度理性和稳健发展的发达国家福利制度建设相比，是一个仅见的例外。［1］当中国新型社会保障制度走向成熟、定型后，在未来同样需要适应时代发展与形势变化的福利制度调整。因此，了解发达国家福利制度调整的过程及其牵制因素，有利于增进我国社会保障改革的理性。本文旨在探析瑞典福利制度的政策调整及影响因素，以便给中国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以启示。一、瑞典福利制度的演进在众多发达国家中，地处北欧并被称为“福利国家橱窗”的瑞典以高税收、高福利著称，其福利制度的建立与发展有一个相对较长的过程。（一）福利制度的形成过程早在19世纪末期，在欧洲一些国家尤其是俾斯麦掌管的德国的影响下，瑞典就开始探索建立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最早的是1891年出台的“自愿健康保险计划”，国家为许多规模很小的自愿性基金组织提供有限资助。1901年引入统一费率的工伤保险；1913年，建立了公共养老金制度；1914年，由国家资助的地方性失业津贴和救济工作制度得到推行；1931年实施疾病补贴。这一时期的福利制度在内容上以救济和失业等对抗贫困的政策为主，方法上以家计调查为主要手段，经济补助水平十分有限，虽有开拓之功却大多只具象征意义。瑞典福利国家的形成是在1932年社会民主党上台执政以后。作为左翼政党的代表，社会民主党一上台执政就启动了新的失业政策和经济政策，扶持全国工会建立失业基金。1937年，通过《家庭补贴法》，为子女提供生活费补贴，以提高母亲的地位。1944年更提出《工人运动战后纲领》，明确将充分就业、公平分配与提高生活水平、经济更加有效与民主确定为战后瑞典社会发展的三大目标。期间经过数次党派间的讨论、较量和妥协，收入调查式和社会保险式的养老制度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由国家财政支持的全民性、费率统一的普遍性养老金。虽然当时养老金金额最多不超过一名普通产业工人工资的20%，但制度将工人和农民联合起来、对男女一视同仁，待遇水平已足够保障一般退休人员的基本生活。在左、右两党的共同推进下，瑞典议会还通过了一系列与福利制度相关的议案。如，1946年，新的健康保险法获得通过，瑞典实现了医疗保险制度从自愿性到强制性、普遍性的转变，并在健康保险待遇中加入了子女补贴和家庭主妇补贴，帮助生病的母亲支付幼托费；1948年开始实施普遍性子女补助金；1957年，《社会救助法》获议会通过，取代了《济贫法》，终结了传统的济贫制度；1958年，补充养老金法案通过；1960年，与收入挂钩的补充养老金制度开始实行，由基本养老金和补充养老金等制度组成的瑞典养老金制度最终在70年代得以完善。在社民党连续执政的40多年间，瑞典的福利制度在不断扩充与调整中走向成熟、定型，并突出地体现出了普遍覆盖、全面保障、财政负责、高税收支撑的特点，一度成为欧洲最先进和最具平等理念的成功样板，也成为社民党福利社会的厨窗。正是因为福利制度的成功构建与实施社民党受到了瑞典人民的欢迎，长期执政瑞典政坛近70年。（二）瑞典福利制度的调整如果说前一个时期瑞典福利政策的形成主要是扩充为主，并在自我调整中走向成熟、定型，那么，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伴随瑞典出现二战以后的首次经济负增长及财政收入减少，高居欧洲国家前列的福利支出使瑞典政府背负日益沉重的经济负担。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