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显祖《牡丹亭》之“为情作使,以情反理”的戏曲观浅探【摘要】元明以来，由于重教化而轻人欲的戏曲观之影响，加上达观、李贽和罗汝芳等人在思想上的启迪，加之从小就受到良好教育的汤显祖内心深处儒家救世情结的推动，使其最终走上了“为情作使”“以情反理”的道路，为戏曲创作回归到人性本身的转变奠定了坚实基础。【关键词】汤显祖；牡丹亭；为情作使；以情反理中图分类号：J80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0125（2016）08-0043-01《牡丹亭》是明代剧作家汤显祖的代表作，创作于1598年。作品通过讲述柳梦梅和杜丽娘生死离别的爱情故事，传达作者对“至情”的呼唤，同时也表达作者对封建礼教的批判。一、生平汤显祖，江西临川人，字义仍，或作义少、义父、义叔，号海若、海若士，一称若士，晚年号茧翁，别署清远道人。汤家是颇有名望的书香世家，藏书数万册，并有汤家私塾。汤显祖的祖父懋昭，善老庄之学。父亲尚贤，崇尚儒学。祖父和父亲在思想上的不同意趣，对汤显祖影响很大，他曾说：“家君恒督我以儒检，大父辄要我以仙游。”在这样的环境下，汤显祖五岁能作对，十二岁作诗，十三岁从徐良博学古文辞，熟读《文选》，十四岁补县诸生，熟读了四书五经，诸子百家。二十一岁中举，此时，他于古文词外，“能精乐府歌行五七言诗，诸史百家而外，通天官、地理、医药、卜筮、河籍、墨、兵、神经、怪牒诸书”。博览群书，渊博的学识功底，为他创作《牡丹亭》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万历二十六年（1598），汤显祖解甲归田，当年秋天他移居到城内新居“玉茗堂”“清远楼”。在这里，汤显祖完成了《牡丹亭》的写作。明话本小说《杜丽娘慕色还魂》，为汤显祖的《牡丹亭》提供了基本情节。除此之外，《搜神后记》和《列异传》也对其有极大影响。正如作者在《牡丹亭?题词》中说：“传杜太守事者，仿佛晋武都守李仲文、广州守冯孝将儿女事。予稍为更而演之。至于杜守收考柳生，亦如汉睢阳王收考谈生也。”二、汤显祖呼喊“理之所必无，情之所必有”的原因《牡丹亭》最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对“情”的歌颂和呼唤，“情”是汤显祖文学作品的核心思想，而“至情”也是其所追求“有情”人生的最高境界。汤显祖曾说自己作剧乃是“为情作使”，所以才有他在《牡丹亭》里面“世间只有情难诉”的感叹。《牡丹亭》极力写杜丽娘为情而死，因情而生，正是作者想借这一角色塑造天地间一种“情至”的典型。首先说来自社会的影响。有元一代，关于戏曲作品的内在审美追求，还不成熟。元人周德清在《中原音韵?序》中将“院本”和“杂剧”对比，说前者不过是“谑浪调笑”，而后者则可以“厚人伦，美风化”。中国戏曲在产生之初只是作为一种娱乐的手段，很少有人把它当成文学对待，士大夫多不耻之。虽然喜欢戏曲的人很多，但这些喜欢它的人却看不起它。台湾学者王瑷玲曾说：“中国剧论中真正独立地认识戏曲本身的艺术要求，从而企图为戏曲建立一种美学标准，其实尚需俟之于明代”。关于汤显祖所在的明代对戏曲的审美标准，首先得从元末明初人高明的《琵琶记》说起。高明在《琵琶记》开场词中说提出：“正是：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这里高明提出了戏曲之匡扶“风化”的功能，这和统治阶级所提倡的道德教化不谋而合，因此，这部作品很受统治阶级的欢迎。另一个更有代表性的人物是明代的丘?F，他直接提出戏曲的审美就要与伦理道德有关。正是在这种宣扬戏曲的教化功能，宣扬伦理道德，否定人的个性与情感的创作风气下，汤显祖拿起了如椽大笔，与之抗衡。汤显祖创作《牡丹亭》的个人因素主要是受三个人影响。一个是汤显祖的老师罗汝芳，另两位则是当时号称的“二大教主”达观和尚和李贽。罗汝芳是泰州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是王艮的弟子，他认为只要顺着本心，即赤子良心去应顺事物，就自然会符合天道。而汤显祖十三岁从罗汝芳问学，三十七岁时再次与罗汝芳在南京相会，罗汝芳对他的思想有很大影响。达观和尚是当时一位著名的禅僧，汤显祖与他多次书信来往。他说：“弟一生疏脱，然幼得于明德师，壮得于可上人。”可上人就是指达观。同样，汤显祖也很崇拜李贽，在这些人的影响下，汤显祖对当时社会所倡导的戏曲美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