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墙”与“落地”国家治理视角下村规民约的现实困境与优化策略孙笑非张亚鹏摘要：推进乡村振兴，构建以村规民约为主体的自治规则体系是一条重要路径。作为一种制度性社会资本，村规民约融乡土性与现代性、道德理性与契约精神于一体，在乡村社会发挥着“柔性治理”的重要功用。当前市场化、城镇化发展的不断加速和乡土秩序重构的加快，使村规民约在实践过程中存在权威性薄弱、公信力较低、参与度有待提高等结构性困境。基于此，需要根据国家权力和乡土社会对村规民约的不同定位，实现村规民约价值功能与乡村自治效能的互动转化，以推动形成依法立约、以约治村的良性循环格局。关键词：乡村振兴;村规民约;治理有效;“以约治村”：C911：A：1000-5099（2021）03-0079-08乡村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大厦的地基”[1]，乡村治理效能的提升事关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总体水平。“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是乡村建设的总方针，也是推動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指南。乡村振兴是资源整合与秩序重构的系统过程，其中，乡风文明与治理有效构成这一战略的主要内容。在推进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乡村治理规则的改进与提升是保障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支撑。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村民自治运动，试图通过设立村民自治机构——村民委员会，推动实现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村民自治的目标是建立一种能够保障农村自治性空间及其成长的体系框架，确保村民在村级治理中的相对自主性。村民管理内部事务时需要依据相应的规则，村规民约和村民自治章程便是有关规则的集中体现，旨在将国家法治精神转化为基础性规范，并对乡村社会进行有效的制度整合。这是因为基于国家法律的统一而实现的制度整合有限度，家法族规、风俗习惯、行业规范等非正式制度在广大农村扮演着重要角色，需要寻求介于法律与道德之间的村民自治规范，以期上合“国法”，下合“民意”。“化法为规”便是国家权力对村规民约的基本定义，国家希冀通过村规民约的制订，为法律在农村地区的作用发挥开辟切实可行的途径。[2]然而，长期受制于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村级治理面临“弱化和虚化”[3]“半行政化”[4]“灵活性缺失”[5]等困境，存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冲突、自我整合及集体行动能力弱化、村级治理资源相对匮乏、治理成效有待提高的问题。鉴于村民委员会是国家普遍设立而非乡村自我生长的产物，村规民约体现的国家要素往往大于自治要素，进而遭遇“上了墙却落不了地”的尴尬，即内容不断规范，但悬置化、虚空化严重，有效度、契合度存疑，反映出村级规则合法性与有效性不协调不对等的深层次问题。有鉴于此，本文从“国家—乡村”的关系入手，通过剖析村规民约的结构性短板，探讨村级规则内容形式与治理效能相一致的实现路径，并对未来的推进策略进行思考。一、村规民约：乡村振兴的规则指引村规民约是基层治理的制度载体，涉及生产生活、伦理教化、秩序维护、资源共享等内容，对维护基层民主、化解矛盾纠纷、推动移风易俗具有积极意义，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制度内核。1.保障村民自治，助推有效治理乡村治理的根本动力来自村民主体作用的发挥。作为确认村民资格的重要机制之一，村规民约对集体资源和社会福利分配作出的明确规定，为村民获得集体收益、社会福利提供了根本保证。其中，对土地调整年限、村集体机动地收入开支、村庄内部公共品分配等事项的说明，保障了村民的根本利益;有关赡养老人、教育子女的规定，是对父慈子孝、男女平等的肯定与弘扬，为个人权利在家庭内部的实现给予了制度支持;关于村委选举、民主管理、信息公开等方面的内容，保障了村民在村委选举中的自主权、村务管理中的参与权、村务公开中的知情权，为基层民主自治提供了有效的监督机制。浙江杭州千岛湖镇进贤村村规民约规定：“村民对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组成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相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公共性规则给予村民某种可以依赖的客观性依据，为整个社区建构出兜底性的风险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