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涌教授简介金涌，1959年毕业于前苏联乌拉尔工业大学，现任清华大学化工科学与技术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校兼职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化工学科评议组召集人。第3届至第6届北京市政府专业顾问，中国化工学会、中国颗粒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生态经济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环境学会顾问，中国生态工业经济与技术专业委员会主任，《石油炼制与化工》、《化学反应工程与工艺》等杂志编委，《ChineseJ.ofChem.Eng.》（德国）杂志顾问。长期从事化学反应工程、生态工程教学与研究工作，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350余篇，技术专利20余项，先后获国家级发明二等奖（1987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995年）各一项，其他部委级奖励十余项及全国技术专利金奖等，2006年曾获美国化学工程师协会（ATChE）PSRT讲座教授奖。1985年获人事部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1989年、1995年获北京市优秀教师称号，1995年获全国优秀教师称号及奖章，1998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2007年获北京市大学名师称号。低碳经济引发的世界经济挑战与政治博弈一、国际社会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的谈判目前国际社会对于气候变化问题的主流观点认为人类生产和生活所排放的温室气体是造成大气组成改变，并引发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同时全球气候变化的这种趋势如果不加以阻止，将对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造成重大影响，甚至威胁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基于这样的认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并被赋予了崇高的道德内涵。为了确定减排的具体责任和方法，全球各国展开了一系列关于如何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的谈判。国际气候谈判的主要目的在于达成有效的国际合作制度以推进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如果从1990年国际气候谈判启动算起，迄今为止，国际气候制度的演进大约经历了三阶段[1]。第一阶段：1990～1994年，国际气候谈判开始启动。1992年，里约会议通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UnitedNationsFrameworkConventiononClimateChange）并开放签署，1994年3月21日，气候公约生效，从法律上确立了公约的最终目标和一系列基本原则。第二阶段：1995～2005年，坎坷曲折的《京都议定书》谈判和批准过程。公约第一次缔约方大会（COP3）决定启动议定书谈判；1997年，在日本京都召开的第三次缔约方大会（COP3）通过《京都议定书》，首次为附件一国家（发达国家与经济转轨国家）规定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定量减排目标，并引入排放贸易（ET，EmissionsTrding）、联合履约（JI,JointImplementation）和清洁发展机制（CDM,CleanDevelopmentMecha-nism）三个灵活机制。此后，围绕议定书具体规则的谈判，引各方分歧严重而未能在设定的时间框架内完成。第三阶段：2005年至今，后京都谈判艰难上路。2005年2月京都议定书生效后，国际上有关后京都问题的讨论如火如荼，但从谈判形势上看困难重重，前景尚不明朗。根据上述三阶段的划分，国际气候谈判的标志性事件包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与《京都议定书》的制定，以及后京都时代谈判的开启。以下做详细介绍。1、《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与《京都议定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是应对气候变化最重要的国际公约，他们为减缓和适应行动提供了基本的原则、体制和制度安排。1992年5月9日，联合国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框架公约》），并于1994年3月21日正式生效。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为全面控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公约，也是国际社会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进行国际合作的一个基本框架。《框架公约》中的核心贡献在于确立了温室气体减排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将根据本国情况承担不同的减排责任。之所以提出这一原则是因为在历史上，发达国家为温室气体的累积排放负有主要责任。从总量上来看，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特别是工业化国家）由于化石燃料的大量使用，已经累积排放了至少1.22万亿吨CO2；其中约80%为工业化国家排放[2]。从人均排放量来看，以2008年为例，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人均排放量高达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