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近代史革命021120103黄丹丹今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36周年。对于这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鲁迅曾说，“他是一个全体，永远的革命者。无论所做的那一件，全都是革命。无论后人如何吹求他，冷落他他终于全都是革命。”鲁迅写这段话，是有感而发的。因为孙中山先生1925年逝世后，就冇一些人“说些风凉话”，对他和其他先烈们进行“讥笑糟蹋”。鲁迅对此十分愤慨，专门写了《战士和苍蝇》一文，悲愤地指出：“有缺点的战士终竞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竞不过是苍蝇。”当然，这是70年前的一桩公案了。吋光流逝到现在，仅仅用历史事实来证明孙中山确实是一个全体、永远的革命者,似乎己不足以成为肯定孙中山的理由和根据了，1大I为有些论者已经“发现”,革命木身就是一个罪过。他们认为，“如果要对20世纪中国进行反省”，头一个应该进行的“根本性的反省”，就是革命革糟了，“20世纪的革命方式确实带给中国很深的灾难”。抽象地、脱离具体丿力史环境去讨论革命是好还是糟，是对还是错，容易陷入概念的争论。平心静气地来研究问题，倒不如看看当吋的那些志士仁人，究竟为什么选择了革命？是好乱成性，“发疯发狂”？是出于“狂热与幼稚”？述是回答时代的呼唤，顺应历史的潮流？任何一次革命，都不是人为制造的结果谴责革命的人，往往以为革命是由少数人倡导或煽动起来的，革命家制造了一种“革命崇拜”，于是很多人也就把革命当圣物，以革命为时尚。其实，古今中外任何一次革命，都不是人为制造的结果。只冇在统治者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人民群众也不能照旧生活下去的时候，革命才会发生。这是就社会而言。就个人来说，选择革命或接受革命，也往往是别的路都走不通之后，才“逼上梁山”的。孙中山木人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了。孙中山曾不止一次叙述过他怎样“不得不”选择非和平的、暴力革命道路的缘曲和经过。他在《伦敦被难记》中承认，他早期曾投身于“以和平之手段、渐进之方法请愿于朝廷，俾倡行新政”的运动，只是在多次碰壁Z后，“然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切，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1904年，他在题为《支那问题真解》的英文稿中乂一次指岀：“我辈虽有种种不平，而犹欲勉与周旋，乃终不可得。是以支那人翻然欲改前失，建设东亚之平和，以为世界之平和，必当思适宜之方法以达其目的。所谓'欲得平和不可不以决裂者，亦时机拶逼之而出'者也。”联系到孙小山在发起组织兴中会Z前不到半年时间，述上书李鸿章，捉出一系列改革建议，希望李鸿章“采择施行”，而李鸿章未予采纳这一事实，孙中山上面所讲的心路历程，确实是符合实际的。其实，在孙中山的同志和战友中，许多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他们“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也都是因为“时机拶逼”而成的。黄兴“在校经堂读书时，尚无革命思想”只是在自立军起义惨遭残酷镇压后，“益知专制恶毒，决非革命不可。”章太炎在投身革命Z前，也是一个活跃的改良主义者。他在《时务报》上发表许多文章，希望“以革政挽革命”。他上书李鸿章，入幕张Z洞，希望他们“转旋逆流”，实行改良，变法图强。一直到戊戌维新运动失败，他才认识到“无兵柿者之不能变政”，逐步下定了革命的决心。这样一种思想变化的过程,在当吋关心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志士仁人中间，有着一定的普遍意义。上面的事实足可说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并不是一伙迷恋暴力的好事之徒。他们眼见自己的祖国在帝国主义侵凌荼毒Z下，瓜分豆剖，蚕食鲸吞，国将不国。为了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他们曾寄希望于封建统治者的和平改良，直到无数事实证明这种希望不过是虚妄的幻想，才不得不改弦更张，走上以暴力推翻腐朽的封建政权的道路，以便驱除民族振兴的障壁，打开社会前进的通道。关于这一点，当时的革命者曾反复作过说明。例如，有一篇文章就直截了当地说:“革命流血，原非人生所乐为，激则生变，亦万不得已之苦衷耳！”革命者对于亡国灭种的忧虑既不是杞人忧天，他们投身于革命口然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没有革命对旧制度的扫荡，所付出的代价要大过千百倍非难革命的一个最重要的理由，是说革命付出的代价太大，太沉重，“革命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