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制中国时代关于命案因果关系立法中的两个问题关键词:命案/因果关系/致至内容提要:在唐、明、清法律之中，词语以故或因包含三方面的指涉：兼含死亡原因和刑责理由的特定因素；间接的作用性原因；因果关系链。同样，至与致之间也存在一种细微却重要的含义差别：前者是一种清楚的因果措辞，表示死亡是特定行为（例如殴打）的结果；后者乃从一种事实的——并非因果关系的——角度看待受害者的死亡。本文旨在讨论唐、明、清律中关于命案因果关系的两个法律问题。此中关于命案因果关系的规范表述为：因……致死（毙）／杀①。该短语有时会被完整使用，有时却仅涉及因（原因），或者致（效果）。本文首先试图厘清将因归为“死因”的指涉范围；其次，考察致被用以表述基于某种行为（诸如殴打）导致死亡结果。后者将集中讨论致与见于相似语境中的另外一种表述——至——在内涵上的区别。本文所征引的材料，采自唐代以及明、清两代成文法律。我们发现，唐律对于命案因果关系的表述，与后二者基本相同。主要的不同在于：其一，唐律条文（尽管不是疏议）更倾向使用以故，而不是因；其二，在明清法律中，更多地使用直接表述因果关系的语言。此种现象，在清律条文及其注解中，表现得尤为显著。一、原因（因）对于那些可以简单归于特定类型的人命案件，立法者没有必要使用直白表达因果关系的语言。这些内容，即如谋杀、故杀、斗杀、戏杀，以及过失杀，在唐律中早被鉴识出来。结果，在此类表述中，皆浓缩了某种特定的“死因”：阴谋设计杀死（谋杀）、意图杀死（故杀）、斗殴或游戏的一方参与者被杀死（斗／戏杀）以及意外事件使人蒙难（过失杀）。但当包含某种命案的情形不能轻而易举地归入上述几种案件类型时，法律就有必要对构成“死因”的特定行为或行为疏忽，或者此类行为或行为疏忽的结果，引起明显的注意。明确辨识死因的重要性在于，事实上，这也构成明析刑责的理据所在。也就是说，势必要有一个或一群人对该死亡事件负责。当时的立法者，用以指涉和识别死亡原因的措辞是以故（唐律）和因（唐律，明律，清律）。在关于命案个体规则的程式化表述中，上述任何一种措辞之出现，尽皆特别注意责任人（们）的行为或行为疏忽与死亡事件的因果关联。是以，此类措辞无异于针对某人的非法死亡，分配刑责和科处刑罚。在法律的语境下，预先对“原因”的措辞使用进行讨论，或许是有所裨益的。我们需要将事实原因与法律原因辨别清楚，因为此二者可能并不相同。某个案件的事实，也许揭示某人之死缘于坠崖或者自缢，则坠崖或者自缢的行为即是死亡的事实原因。然而，法律上有必要确定是否应由特定之人因为该项死亡受到谴责（承担刑责）。为了确定此一问题，必须对坠崖或自缢之前发生的事件予以考察。从这些事件中，法律会选取某些他人的行为或行为疏忽，并将之视作死者坠崖或自缢的理由。该理由即构成死亡的法律原因，并据此施加刑责。诸如猎人---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挖置陷阱，或者疏于设立警示标识（导致某人坠入陷阱），或者临险境而行戏耍（致使某人溺毙，或者坠崖），或者某人就他人窘辱之事施加压力（导致后者自杀）等。基于法律中关于命案的规定，我们可将三种类型或类别的“法律原因”予以区别：（i）事实的物理行为造成死亡；（ii）行为疏忽引发事实的物理行为，因而构成非直接的作用性②原因；以及（iii）某种行为或行为疏忽，成为互相关联的行为或行为疏忽序列的部分因素，甚或就是该行为（或行为疏忽）序列的全部，引起或终致某人死亡。尽管这些案件类型之间的区别在概念中是清楚的，但对于某个特定的案件究应归于何种类型，由于人们表述规定的方式存在歧异，一些不确定性也就随之产生。因此，在下面讨论中所要提及的关于法律原因的分类，理应接受某种修正。对于所有类型的命案，以故或因之类的措辞功能，即是在规定之下鉴识出何种行为或行为疏忽构成该项死亡的“法律原因”。进而，相关责任人也将被标识出来。与此同时，以故或因也会使人注意到某些足以减轻或加重刑罚的因素、一些关于定罪量刑的情况。1.直接的物理性原因当直接的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