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阿多诺与中国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无疑是一个严肃、庄重的词，批判的知识分子则使人更直接地与法兰克福学派联系在一起，以此指称阿多诺，当为恰切，尽管他总是不合时宜地令人联想到诸如“知道分子”之类的当代范畴，联想到知识分子在20世纪所遭遇的林林总总的内外批判。拿到赵勇先生的新著《法兰克福学派内外：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化》[1]，第一眼看去心中就浮现起这样的想法。赵勇先生研读法兰克福学派近20载，2005年出版了国内第一本法兰克福学派文化理论专著《整合与颠覆：大众文化的辩证法》，转眼又是一个10年，《法兰克福学派内外：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化》出版。20年间，他一边与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知识分子对话，一边见证本土知识分子的历史语境与社会身份的变迁。对从事当代文化研究与文学批评的学者来说，阅读阿多诺虽艰涩但充满了愉悦，至于从法兰克福学派视角来审思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化问题，多半是另外一回事情。一在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成员中，阿多诺当属核心成员之一。依《法兰克福学派史》作者埃米尔对“霍克海默―波洛克资料库”保存的霍克海默通信资料分析，社会研究所的核心成员有六位，分别是波洛克、阿多诺、马尔库塞、本雅明、洛文塔尔、弗洛姆。他们构成了霍克海默在20世纪30年代的最重要的核心联系人群[2]（埃米尔，第18―21页），其中阿多诺当属核心中的核心（另一位应是作为社会研究所大总管的波洛克）。考虑到阿多诺是埃米尔博士论文指导教师（哈贝马斯为其助理导师），而且是“永远深怀敬意、凝思敬仰的学术导师”，那么埃米尔的判断并非空穴来风，尽管他“从不声称本人已是自己法兰克福学派导师们的狭义上的学生”[3]（埃米尔，前言第6页）。另一例证是《启蒙辩证法》写作。1941年夏天，当霍克海默在加利福尼亚开始写作准备时，他尚未决定合作者，选项有三：阿多诺、马尔库塞、洛文塔尔。选择哪一位成员在社会研究所经费困难的情况下留在纽约艰苦度日，哪一位搬到气候宜人、生活无忧的加州合作著述，于霍克海默而言断不会随意为之。阿多诺入选固然与其知识渊博、理论造诣深厚以及《现代音乐哲学》给霍克海默的深刻印象有关，更跟与霍克海默的知识分子趋同性有关，他们一致认为，“由马克思称作的须经社会主义制度战胜的人类‘史前史’，并不是从富有创造性及破坏性的近代社会资本利用原则的产生开始的，史前史应推到人类文明的开端去”[4]（埃米尔，第129―131页），如今这早已写在《启蒙辩证法》白纸黑字间。从霍克海默来谈阿多诺，并非顾左右而言他。事实上，社会研究所成立伊始就有所长专权的制度设置，而霍克海默被公认长于代表研究所与外界交往，其研究对社会批判理论具有导向性，而他自己似乎也很享受成员微妙的卑微姿态以及某种程度上的朝拜之风。沃尔克?基格尔曾为法兰克福学派画过一个漫画肖像，十分传神地勾勒出霍克海默在社会研究所中的家长地位。画中，马尔库塞、阿多诺、哈贝马斯从左至右站在前排，他们身后是高大、宽厚的霍克海默，笑容可掬、伸展双臂扶拢着眼前渺小得有些夸张的三人。漫画多半有戏谑的意味，或如布莱希特不无偏见的描述：霍克海默竭力支撑社会研究所省吃俭用度日，并视之为首要的革命任务[5]（埃米尔，第89―90页）。然而这一漫画大约只反映20世纪50年代之前的研究所真实情况，而在此之后，阿多诺的学术声誉显然超过了霍克海默，但二人关系依旧密切。阿多诺在汉斯?柯内留斯（HansCornelius）那里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就受到霍克海默与波洛克的帮助；在美国流亡，则与波洛克一起，成为霍克海默的左膀右臂；至于社会研究所在德国重建时，阿多诺是否在对待马尔库塞重返研究所持某种微妙立场，多半属于学者政治话题。阿多诺在1965年写给霍克海默的生日贺信中，曾表白他与霍克海默的密切关系，其中有几句夫子自道的文字，值得注意：“心灵更是艺术家、音乐家式的，怀有对艺术的渴求”，“艺术家气质及反思能力”。[6]（转引自埃米尔，第178页）由此来看，即便在法兰克福学派内部，---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阿多诺被称为知识分子乃至作为批判的知识分子，也属当之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