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学研究中问题的过程研究发现问题必须得到图书馆界的共同认同。图书馆现象与图书馆学研究的问题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一种图书馆现象能否被转化为图书馆学研究的问题，关键不在于该种现象的性质和形式，而在于人们就该图书馆现象、状况的认知。图书馆学研究的问题的形成和存在，其核心的问题不是那些经验上可验证的客观事实，而是那些经验上可验证的认知过程。若问图书馆为什么会存在，图书馆学研究的问题为什么会存在，实质是问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群体对此问题认知和认知后的社会回应[8]。也就是说，你提出的自己认为具有价值的问题，须得到图书馆界的共同认同，仅自己认为有价值是不行的。总之，图书馆学研究的问题发现要受到许多条件限制，加之，发现问题十分复杂[9]，故发现问题是十分困难的。发现问题的途径和方法等问题，将另文论述。4提出问题研究个体或团队发现问题后，并不是对发现的问题急于进行表述，个体首先根据问题确定其价值，考虑这种问题表述后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利益，然后考虑学术共同体十分认同这一问题，最后才是对问题的表述和提问。我们可能会发现一些问题，在对问题的表述和提问有一个选择的问题。如我国图书馆为什么会产生数字鸿沟？如何认同数字鸿沟？若提出前一个问题就不如第二个问题的价值大。因为比数字鸿沟问题更大的问题是，有一部分人认为，东部发展快并不是完全靠他们的能力发展起来的，对这些地区图书馆的发展不认同才是最大的问题。有些问题(如图书馆学研究如何面对现实问题)似乎前人或他人已经提出，没有必要再提，其实这是误解。图书馆学研究如何面对现实问题并非是“图书馆学与现实”老问题的重演，而是以中外图书馆学理论以及更宽泛的文化理论为立足点，思考所面对的新图书馆学和图书馆现实。这里的现实包括两个方面：图书馆的时代现实(中国图书馆现实、图书馆文化现实[10])和图书馆学自身现实(图书馆学研究现实、新的图书馆现实需要的新方法和理论工具)。所有这些都为图书馆学研究提出了前所未有的理论问题，特别是数字图书馆的出现和发展，彻底颠覆了图书馆本体论的理论问题。故只要是实践中发生的现有理论不能解释的问题，都应该提出和研究。提出问题通常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质疑问题，二是发展问题。前者是指图书馆实践中，对某一问题提出与他人不同的想法和见解，后者是依据自己对某一问题、现象或材料的观察、分析、综合，经归纳或演绎从而提出有价值的、尚需进一步思考与研究的问题，属创造型活动。提出问题表面上看是一种活动，本质上则是品质与能力的显露，反映了一个人在认识事物对象的过程中其思维的直觉、独立、批判、求异和概括品质，体现了一个人的洞察、辨析、类比、推广和抽象的能力，表现了一个人善于思考、积极探索、敢于创新的个性品质[11]。从图书馆史看，一个人若提出一个有价值的问题，预示着图书馆可能将产生一场新的革命。清末，徐树兰针对以往士大夫“详古略今”和戊戌变法失败后士林中存在的“尚今蔑古”问题，提出“一曰存古，一曰开新。”“不谈古籍，无从考政治学术之沿革，不得今籍，无以启借鉴变通之途径”；还针对当时官府藏书深键扃，私人藏书楼秘而不宣的问题，提出藏书楼宜“与学堂相辅而行”，“以为府县学堂之辅翼”，“外府县诸君到本楼阅书”，藏书楼应是开放的。他发现并提出的这些问题对中国近代图书馆的藏书和服务起到了理论先导的作用，开创了一场革命。5问题的陈述问题的陈述是极为重要的[12]，问题作为科学研究的起点和原动力，必须要保证构成问题的陈述是有意义的。闫坤如认为，陈述有意义必须符合以下标准：必须要符合句法规则。包括词、短语、句子的结构规则即句法规则；必须符合逻辑句法；构成问题的陈述命题的真值必须通过经验才能断定[13]。笔者认为，问题陈述的标准是在问题陈述的前提条件下而言的，离开了问题陈述的前提条件，讲问题陈述的标准是没有意义的。问题陈述的前提条件包括两点：一是问题陈述必须在研究者的能力范围之内；二是问题陈述涉及的范围必须是有限的，同时又不能流于琐碎。陈述有意义必须符合以下标准：第一，条理清楚，合乎语法、符合逻辑。第二，至少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