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论文：关于中国的“法不责众”一、“法不责众”概述为了在法学的范围内对“法不责众”进行探讨，首先应当对其采取限制性的解释，排除社会学、管理学上的相关含义，“法”为狭义的法，仅指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以规定当事人权利和义务为内容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社会规范，即通常人们所说的法律。“责”的含义不同于字面理解的要求、指责、责罚等含义，应解释为适用法律，即法律的实施，依据和运用法律处理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众”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可以确定多少人以上称之为众，在本论题中特指涉及人数众多，相关社会关系复杂，造成了巨大社会影响的案件。二、“法不责众”产生的原因解析在原始社会下，由少数人统治多数人，老百姓不愿意遵守。假如“责众”，很容易引起官民对立乃至暴乱。于是，统治阶级采取一种无可奈何的、也是给自己下台阶的方法，叫做“法不责众”。在法律尚不完善的我国，1980年全国人大修改婚姻法时，曾遇到一个如何确定我国法定婚龄的问题。全国人大经过反复比较、综合研究，把法定婚龄确定为男22周岁，女20周岁。这是全面研究了沿海与内地、城市与乡村、知识分子与广大工农群众的不同情况，考虑了多数人的接受程度，并经过专家论证后确定的。“文革”期间，有些地方制定“土政策”，硬性规定到25—26岁才准予登记结婚，相当多的农民接受不了，许多人索性自行结婚，不去登记了。后来人民公社领导强令登记，结果不少人抱着孩子来登记，一时传为笑谈。[2]通过案例归结原因在于：法的制定违反了客观规律。我们的法律、法规每一条都是要人们执行的。既要考虑它的可行性，又要考虑立法的意义。唯宽严适度才可行。怎样把握这个宽严适度呢？法是以国家强制力作后盾的行为规范，是有权威的，根本点是符合国情，符合大多数人的意愿，这才是法的基石。正如马克思所说：法律不是立法者凭空“制造”的。离开国情、离开多数人的意愿“制造”法，往往会把多数人置于违法境地，这样的法不仅没有权威，靠强制也很难执行。黑格尔说，现实的东西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法不责众”现象的产生，是具有社会基础的。[3]如此说来，尊重多数人的意愿，应当成为立法的一个原则，它是民主和实事求是的应有之义。在我国，主要是长期以来法制不健全，存在着有法不依、依法不严、违法不究等情况。然而，在法律制度健全的情形下，如果仅仅是因为违法者众多，在执行上存在难度，降低执法力度，这是对法律权威性的一种亵渎！三、“法不责众”心理须清除从法治和人治的角度出发，“法不责众”这种情况只会出现在“人治”大于“法治”的国家，即法律因素可以因为人的主观因素而发生变化。民主的一般意义就是按照多数人的意志决定，即“少数服从多数”但是并不能确保多数人的意志就是正确的和正义的，即众意不等于正义，而且众意也不等于公益，众意（所有个人的意图）和公意之间经常有着很大的差别；公意只考虑公共的利益，而众意则考虑私人的利益，而且众意实际上只不过是个别意志的总和。[5]群体性事件就是一种“众意”，虽然参与者很多，但只会考虑这些参加者的利益，而不是着眼于公共利益，于是这种诉求不可避免的带有狭隘性，即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不会考虑其他方面的利益，甚至会为了得到自己的利益而去侵害其他方面的利益。从民法的角度讲，相应的行为产生相应的责任，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虽然不构成犯罪，---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但是群体性事件中的一些行为已经犯法，即已经构成了侵权。既然侵权了，就应该承担赔偿责任。从事实上，政府多数往往本着“稳定大局”的观念去“息事宁人”，群体性事件确实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才会按照法定程序处罚在群体性事件中的犯罪者，而在一般的群体性事件中轻微侵权，侵权者可以不负责任，被侵权者要么自认倒霉，于是，司法在这里缺位，法律毫无尊严可言。时下,“法不责众”的心理，仍潜存于社会。影响依法治国战略方针的贯彻落实，威胁着一方平安,更容易使少数不法分子利用这种心理,蛊惑不明真相的群众，构成对行政管理和执法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