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妹的城市社会化——一项关于农民工城市适应的经验研究摘要：进城的打工妹是没有城市生活历史的“异乡人”，需要通过城市社会化才能融入城市。城里人与乡下人，在视觉上，其社会身体呈现出显著的社会等级差异。如何打扮得像城里人，这是打工妹从进城的第一天起就开始了的身体城市化历程；城市话语不仅是打工妹与城市世界和城里人进行沟通的媒介，同时也是她适应新的社会身份或扮演新的社会角色的基础；城市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获得与积累，是打工妹与城市社会互动的基础，是她们城市社会化的重要内容。关键词：打工妹；城市社会化；城市适应一、研究背景与提出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数以万计的中国农民离开村庄，像潮水般涌进城市，进入工厂，成为举世瞩目的社会流动现象。在这气势磅礴的“民工潮”中，流动中的农村女性，尤其是珠江三角洲被称为“打工妹”的农村年轻女性，在与当地社会的互动过程中不断发生的故事，形成一道色彩缤纷的社会景观。根据学者们对民工潮规模的分析，20世纪90年代中期进入城市的农民工的数量即已达到8000万至1亿人，其中打工妹的数量在3000万左右。［1］在学者的视野中，对包括“打工妹”在内的“进城民工”进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关于民工潮的形成、特点、对流入地和流出地影响的对策性研究；二是对农民工进城后，生存状态的描述性研究；三是从工业化、城市化的角度对城乡二元结构、户籍制度、劳资关系等社会结构变迁与制度创新等切入农民工生存和发展问题的研究。大众媒体和社会公众的视角聚焦在农民工劳动权益保障的普遍制度性缺失的现状上。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我们已经乐观地看到各种不平等的阻碍农民进城的制度性壁垒正在瓦解。那么，亿万农民的现代化、城市化之路是否从此就一帆风顺？当外在的制度性枷锁被挣脱以后，进城农民将面对的是与自己的抗争——城乡文化冲突。其实，千百万农民工不管是短期在城市逗留，或者是像候鸟一样不断地来回于城乡之间，还是永久移居城市，他们首先面临的都是对城市生活的认知与适应，为适应城市生活与新的职业身份，他们必须抛弃熟知的乡村生活知识，进入再社会化的过程。所以，对于正处于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阶段的中国社会，通过制度创新实现农民向市民身份的转变固然是关键，但对城市生活的适应却是每一个进城农民工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农民工城市适应的内容和途径包括许多方面，笔者试图从对城市文化学习和认同，即城市社会化的角度来探讨农民工城市适应性问题。本文所指的城市社会化特指农村居民进入城市后，在与城市社会的互动过程中，对城市社会的行为规范、价值观念、审美模式、话语体系等城市文化从认知到认同的内化过程，以及对市民角色的学习和扮演。在此笔者的研究视角是：通过描述打工妹城市社会化的内容和途径，展现她们建构其城市生活世界、适应城市社会生活的过程。---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笔者主要采用“定性研究”方法。本文使用的经验材料全部来自于笔者2001年到2002年前后历时一年所进行的田野调查，主要采用了笔者在广州某酒家以服务员身份进行的完全参与调查的手记和20个访问个案的经验资料。二、城市身体的塑造社会学意义的身体不同于人们通常所指的进行新陈代谢的生物机体，也不仅仅是我们拥有的物理实体；社会身体是社会秩序与社会价值的象征“身体”，并构成内在于公共生活的深层交往结构，它也是一个行动系统，一种实践模式；身体嵌入在人们日常生活的互动之中，是维持社会认同感的基本途径；在布尔迪厄看来，身体是一种资本，而且是一种作为价值承载的资本，积聚着社会的权力和社会不平等的差异性。［2］所以，身体的延伸和成长是通过个体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习性和场域所形成的文化圈而体现出其阶层的痕迹。社会身体包括通过躯体表达的身体结构、姿态和面部表情，并延伸到附着在身体上的穿戴品。在中国，长期封闭、不平等的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城里人与乡下人，在视觉上呈现出显著社会等级差异的身体图式，比如“洋气”与“土气”、“苗条”与“健壮”、“白皙”和“黝黑”等不同的身体特征。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