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游客环境容量到LAC理论从游客环境容量到LAC理论——环境容量概念的新发展【作者】杨锐1前言中国自然文化遗产资源如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等覆盖约135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占总数的14%以上。资源保护和旅游发展之间的矛盾，一直是中国自然文化遗产资源管理中的核心问题。许多管理者，将解决这一矛盾的希望寄托在“游客环境容量”这一“数量”概念上，认为只要算出游客数量，就万事大吉，就可以解决保护与发展之间的矛盾。不可否认，环境容量（注：笔者更愿意将CarryingCapacity译为环境承载力，因为环境容量容易使人产生误解，以为量是一个最终的结果。）作为一个概念绝对是一个很伟大的发现，但如果仅仅把它作为一个“数据游戏”，则会在实践中带来很多负面效果。由于在资源保护和管理过程中，发现了作为数据的“环境容量”的各种局限，美国国家林业局的科学家们于20世纪80年代在游憩环境容量的基础上发展出LAC理论(LimitsofAcceptableChange)，即“可接受的改变极限”。它以一套9个步骤的管理过程来替代单纯的“环境容量计算”，20世纪90年代以后广泛应用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国家公园和保护区规划和管理之中，在解决资源保护和旅游发展之间的矛盾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2从环境容量到LAC理论环境容量的概念最早出现于1838年，是由比利时的数学生物学家P.E.弗胡斯特(P.E.Forest)提出的，随后被应用于人口研究、环境保护、土地利用、移民等领域[1]。与国家公园和保护区相关的游憩环境容量(RecreationCarryingCapacity)的提法最早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2]，当时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呼吁对国家公园的承载力(CarryingCapacity)或饱和点(SaturationPoint)进行研究，1964年，对游憩环境容量的系统研究才真正出现。这一年，美国学者韦格(J.AlanWagar)出版了他的学术专著《具有游憩功能的荒野地的环境容量》。韦格认为，游憩环境容量是指一个游憩地区，能够长期维持旅游品质的游憩使用量[3]。1971年里蒙(Lim)和史迪科(GeorgeH.Stankey)提出：游憩环境容量是指某一地区，在一定时间内，维持一定水准给旅游者使用，而不破坏环境和影响游客体验的利用强度[1]。1971年，里蒙和麦宁(Manning)建议将环境容量分成如下4种类型进行研究：生物物理容量(BiophysicalCapacity)、社会文化容量(Social-culturalCapacity)、心理容量(PsychologicalCapacity)和管理容量(ManagerialCapacity)[4]。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是游憩环境容量研究的高峰年代。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的主要大学几乎都有学者研究环境容量问题。研究者们发现环境容量虽然是一个很好的、很诱人的概念，但如果将环境容量简单地理解成数字问题或数学计算的话，在实践中往往得到失败的结果。因为环境容量作为一个数字来讲，变量太多，很难得到一个准确的答案。至少有4个原因使得确定环境容量的数据变得很困难：①环境容量体系很复杂，笔者曾将环境容量分为18个子容量[1]，每一个子容量都包括很多变量，这几乎不可能计算出一个准确甚至较为准确的环境容量数据；②游客的旅游目的不同，而不同的游客体验需求会产生不同的环境容量数字[5]；③只要有使用，环境就会产生变化，困难在于人们很难确定“多大的变化是太大的变化(HowMuchisTooMuch)”[6]；④应用游客人数作为环境容量的唯一指标是有问题的，因为即使是在游客人数相同的情况下，不同的游客行为、小组规模、游客素质、资源状况、时间和空间等因素对资源的影响也会有很大的区别。打一个比方，为了保护两片同样面积为1000的、同样草种的草地，规定每小时每片草地的环境容量是100人。第一片草地进入的是100名躺在草地上读书的人，第二片草地进入的是100名扭秧歌的人，一小时过后，我们可以看到对草地不同的影响结果。这是不同的行为类别对环境容量的影响。同理，两片同样为1000的草地，一片为耐践踏的野牛草，另一片为娇嫩的百慕大草，同样规定每小时每片草地的环境容量是100人，假定两片草地进去的全是100名扭秧歌的人，他们的行为方式也完全相同，一小时后两片草地的保护状况还是会有很大的不同。这是资源敏感度对环境容量的影响。进一步假设，两片同样为野牛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