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者”与“监督者”的双重式微——中国新闻从业者媒介角色认知、变迁及影响因素一、导言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中外学者对新闻从业者进行的一系列实证调查中(如Johnstone,SlawskiBowman，1976；WeaverWilhoit，1991,1996；Weaver,Beam,Brownlee,Voakes,Wilhoit，2009；Zhu,Weaver,Lo,ChenWu,1997；喻国明，1998；罗文辉等,2004；陆晔,俞卫东，2003；周裕琼，2008)，关于媒介角色认知的研究始终是考察新闻从业者的重要角度。有研究表明，从业者的媒介角色认知，既可能决定新闻报道的风格和内涵，也可能影响新闻媒介的社会功能(WeaverWilhoit，1991)。而且“记者对于媒介在社会中扮演角色的看法对于其个人职业行为的影响要远胜过于任何个人因素”(Zhu,Weaver,Lo,ChenWu,1997)。还有学者主张将“媒介角色认知”作为新闻专业主义的关键指标之一，用以实证测量新闻专业主义表现(周裕琼，2008)。综合来看，调查新闻从业者的媒介角色认知，是研究新闻从业者专业主义状况尤其职业意识的重要指标。如有学者指出，有利于从“行动者”（agency）的角度把握新闻从业者的心理状况和价值倾向，从而更内在化地了解中国大陆新闻从业者的生存状态(张志安，沈菲，2012)。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考察当下中国新闻从业者的媒介角色认知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并试图将新闻从业者的媒介角色认知跟以往调查数据进行对比、以考察其纵向变迁。具体的研究问题则包括：当下中国新闻从业者的媒介角色认知有何特征？哪些因素影响着中国新闻从业者的媒介角色认知？过去15年来中国新闻从业者的媒介角色认知有何变迁？二、文献回顾(一)中外新闻从业者媒介角色认知Cohen(1965)在研究华盛顿外交记者时，最早开始进行新闻从业者职业角色研究。20世纪70年代以后，Johnstone，Slawski和Bowman（1976)开始利用问卷调查法对新闻从业者职业认知进行实证研究，根据调查结果，他们将新闻从业者的角色观主要归纳为“中立”（neutral）和“参与”（participant）两种。调查发现：多数新闻从业者兼具两种角色认知，大城市的新闻从业者和与同行有广泛交往的从业者、更偏向“参与”角色，来自小城镇的新闻从业者和圈内熟人较少的从业者更偏向“中立”角色。Weaver和Wilhoit在1982年和1992年的两次调查中(转引自马亚宁，2004)，又总结提出新闻从业者主要有传播者---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disseminatorrole）、解释者（interpretativerole）和对立者（adversaryrole）三种媒介角色认知；上世纪90年代，Weaver和Wilhoit等又提出了一种新的职业角色，即“公众鼓吹者”（populistmobilizer）。无论是两种、三种还是四种角色认知的分类，以往的研究都显示，美国新闻从业者最重视对新闻内容的及时传播和调查，即最看重“传播者”这个基本角色(白红义，2011)。不同的社会制度、文化环境和行业状况会导致新闻从业者角色认知的差异。比如，受传统文化中“文人论政”和党报“耳目喉舌”观念的影响，我国新闻从业者的媒介角色认知与西方社会从业者的媒介角色认知会有所不同，这一点在质化研究或量化研究中都得到了证明。Lee(2004)认为，现代中国传媒业的主要功能是启蒙和宣传，而非提供信息，因此，报纸模式和记者角色主要可区分为三种:儒家模式、毛泽东模式和市场化模式，其中市场化模式主要从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逐渐兴起。陆晔、潘忠党(2002)指出中国记者新闻专业主义话语的建构主要有三类传统:自儒家士大夫延续至近代知识分子的“文人论政”传统、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传统和源自西方却被“本土化”的商业媒体传统。这些观点，大体勾勒出中国新闻从业者媒介角色认知的三种类型:启蒙者、宣传者、记录者。其中，记录者偏向“中立”，启蒙者偏向“参与”，而宣传者则主要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媒介体制所决定，在西方（尤其欧美）国家中比较少见。喻国明(1998)实施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新闻从业者认为“非常重要”的媒介功能中排首位的是“迅速为大众提供新的信息”；其次“非常重要”的选项分别是：“帮助人民了解党和政府的政策”、“依据事实报道新近发生的事件”、“帮助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