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教学中融入灾疫伦理教育的思考【摘要】中国深厚的传统伦理文化、灾疫伦理学的研究取得的重要成果，为灾疫伦理教育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历史学科本身包含丰富的环境史知识和防灾抗疫活动，为灾疫伦理教育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场域，且历史学科本身具有价值重构功能，使得灾疫伦理教育融入历史教学成为可能。【关键词】历史教学；灾疫；灾疫伦理学；生境【中图分类号】G633.5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4―0463（2022）04―0116―04灾疫是灾和疫的复合词。灾相当于古代的灾害，疫相当于古代的瘟疫。在一般表述中，“疫灾”只是“灾疫”中“疫”的一层含义，所以二者不同。孙慕义先生基于SARS及其引发的社会问题而提出“灾疫伦理”（也有“灾害伦理”的说法）的概念，并提出建构“灾疫伦理学”的主张。后来唐代兴等学者沿用了这一概念。其间，部分学者对“灾疫伦理”或“灾疫伦理学”下过定义。孙慕义先生认为：“灾疫伦理学是有关突发严重疫情的伦理问题、伦理关系、应对由疫情引发的公共卫生政策以及各项制度的伦理学原则研究的生命伦理学分支学科。”[1]唐代兴先生认为：“灾疫伦理，就是灾疫生成、爆发及其救治过程中所蕴含和体现出来的伦理意向、伦理问题、伦理理想、伦理目标、价值取向、伦理原理、伦理规范等。灾疫伦理学，就是对灾疫伦理诸问题进行系统考察的科学。”[2]这些定义有助于我们认识灾疫伦理学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孔孟之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和基础，其人本思想“仁者爱人”“民为贵”具有普遍意义，适用于灾疫之伦理。孔孟之道所含灾疫伦理思想实为中国灾疫伦理思想之滥觞。中国古代灾害频发，这一点，中外学者均有似表述。正因为此，中国古代文献中有大量的有关“灾异”的记载，甚至正史中专列“灾异”子目进行记述。围绕着这些“灾异”事件，或君或臣会时而发表对“灾异”的认识看法，或开展讨论，因而形成了丰富的“灾异”方面的伦理认识。“灾疫资料由此连绵不断，长期收录、保存并延续至今，形成举世无双的灾疫史料巨库，其内容之丰富、记叙之周详、时间序列之长久、地域范围之广大可以说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3]这里略举几例予以简要说明。唐代开元四年五月，唐玄宗与大臣有一次关于蝗灾的对话，载于，其记：开元四年五月，山东螟蝗害稼，分遣御史捕而埋之。汴州刺史倪若水拒御史，执奏曰：“蝗是天灾，自宜修德。刘聪时，除既不得，为害滋深。”宰相姚崇牒报之曰：“刘聪伪主，德不胜妖；今日圣朝，妖不胜德。古之良守，蝗虫避境，若言修德可免，彼岂无德致然。今坐看食苗，忍而不救，因此饥馑，将何以安？”卒行埋瘗之法，获蝗一十四万，乃投之汴河，流者不可胜数。朝议喧然，上复以问崇，崇对曰：“凡事有违经而合道，反道而适权者，彼庸儒不足以知之。纵除之不尽，犹胜养之以成灾。”帝曰：“杀虫太多，有伤和气，公其思之。”崇曰：“若救人杀虫致祸，臣所甘心。”“道”是推动宇宙运行最根本的规律，是天的意识；“权”者，权宜，变通。不可“反道而适权”。宰相姚崇依“道”灭蝗救灾，在杀虫和救人二者取舍上，将人作为优先层级，灭蝗十四万。尽管仍有不同声音，但姚崇站在中国古代对人的生命重视的“道”的制高点上，自然正义凛然。而唐玄宗让姚崇去思考“杀虫太多，有伤和气”的道理，可视为更高的境界――对所有生命的重视，或者说是天人合一理念的表达。言：“大木不可独伐也，大木不可独举也，大木不可独运也，大木不可加之薄墙之上。故曰：‘山林虽广，草木虽美，禁发必有时；国虽充盈，金玉虽多，宫室必有度；江海虽广，池泽虽博，鱼鳖虽多，罔罟必有正。’船网不可一财而成也。”秦简规定：“春二月，毋敢伐林木山林及雍水。不夏月，毋敢夜草为灰……毋毒鱼鳖，置井罔，则七月而纵之。唯不幸死而伐享者，是不用时。”这两则材料富含可持续发展理念，注重共生共存、人地和谐。葛剑雄先生认为，中国自古以来以农业立国，但东部地区受季风气候影响，灾害频仍，因此中国古代就对天文气象给予较多的重视，且关注探索人地关系，形成了诸如天人感应或天人合一等一些独特观念[4]。中国古代对“天”的敬畏，其核心理论是“天人感应”，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