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郭沫若《女神》中的积极浪漫主义《女神》是郭沫若的第一部诗集，郭沫若就是凭借这本诗集震撼了整个诗坛乃至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的。无论就思想内容还是从艺术质量上来说，《女神》都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影响最大，成就最高的一部诗集，不仅充分显示了诗歌革命的实绩，而且开创了一代诗风。《女神》的基本内容，是对旧世界的深刻诅咒和对新世界的热烈向往，是对祖国的无限热爱与眷恋，对生我养我的地球于劳动人民真挚由衷的赞美讴歌，对古往今来一切革命者与先贤烈士的无比崇敬，是对自然，对科学，对近代文明，对“人”包括自我的热烈赞颂。《女神》中诗歌的形式多为打破束缚、不拘一格的自由体，而其艺术风格则是狂飚突进、火山爆发式的革命浪漫主义。气势恢弘，格调雄浑、昂扬，不仅富有感染力，而且具有强大的震撼力。我们不妨把积极浪漫主义拆分为时代精神与浪漫主义的结合。一．时代精神五四时期的郭沫若是一个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有着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女神》的内容和形式与“五四精神”正相合拍。郭沫若感受到了在20世纪初，伟大的五四运动中，祖国的新生和中华民族的觉醒。毫无疑问，诗人是具有强烈爱国主义精神的。《女神之再生》是象征着中国当时的战争的状况，“共工象征南方，颛顼象征南方，想在这两者之外，建设一个第三中国——美的中国，表明了“光明同黑暗底战争”，发出了“我们要去创造个新鲜的太阳”的热情呼唤，并且坚信通过斗争，一定能使“光明更生”、“宇宙更生”。在《炉中煤》中，诗人把拥有一颗火热爱国心的自己，比成炉中烧黑了的炉中煤，深爱着“年轻的女郎”——祖国。这种爱国的热情在《凤凰涅磐》中也有集中体现。它宣告着在五四开辟的新时代里，世界上最古老的中华民族（凤凰）正经历着伟大的涅磐，终将在“死灰中复生”。诗中“凤歌”“凰歌”以低昂悲壮的葬歌结束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凤凰更生歌”以热诚和谐的欢唱预示着“光明”“新鲜”“华美”“芬芳”的新时期的到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郭沫若通过《女神》喊出了当时时代变革的最强音。《天狗》写于郭沫若新诗创作的爆发期，1919年的下半年和1920年的上半年，那时，正是他情感最炙热的时候。这首诗的艺术风格是强悍，狂暴，紧张的。一开始诗人便自称是“天狗”，可以吞月，吞日，吞一切星球，而“我便是我了”则是自我表现所带来的自豪感。《天狗》是诗人在五四精神下对自我个性解放的赞歌。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人的自我价值得到肯定，人的尊严得到尊重，人的创造力得到承认。《女神》在表现自由的同时也表现出了十分的反抗精神，比如《匪徒颂》中异常激进地把一切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宗教革命，学说革命，文艺革命，教育革命中有杰出贡献的进步人士称为匪徒来赞美，正体现了这种激进的反抗精神。诗人极力推崇的创造精神，也是五四时期鲜明的时代精神。“创造哟！创造哟！努力创造哟！人们创造力的权威，可于神祇比伍！不信请看我，看我这雄伟的巨制吧！便是天上的太阳，也在向我低头呀！”这里，人的创造力被诗人无限地夸大赞美。《立在地球边上放号》中“提起他全身的力量来要把地球推倒”“不断地毁坏！不断地创造！不断地努力哟！”“力的绘画，力的舞蹈，力的音乐，力的诗歌，力的律品哟！”这里，一句句的力量，全都是彻底的，不妥协的，战斗的，雄强的民族精神。二．浪漫主义尽管郭沫若当时在理论上没有提倡浪漫主义，但是，他所提倡的“自我表现”和表现主义有一致的方面，而表现主义和浪漫主义又有某些共同之处。因此，《女神》就成为一部艺术个性非常突出的浪漫主义诗集。郭沫若在《女神》中表现出的独特的浪漫主义有以下一些特征。1．表现自我。《凤凰涅磐》中的“凤歌”“凰歌”实际上都是诗人自己在歌唱。《我是一个偶像崇拜者》，我崇拜一切，而我又“崇拜我”“我又是偶像破坏者”，歌颂了对旧社会，旧传统的破坏和革新、创造精神。特别是在《天狗》中，诗人把自己比作“天狗”，他把日、月、星球、全宇宙都吞了，“我”便成了“月底光”“日底光”“一切星球底光”“全宇宙Energy的总量”！这个“自我”，就是宇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