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社会关系整体视野下的唐代以前社会研究已经形成了若干比较成熟的理论体系，如许倬云对春秋战国和汉代社会、谷川道雄对中世共同体、毛汉光对中古社会结构的研究等都极具代表性。这些研究的共同之处是探讨社会运行形态和构成状况，揭示作为国家与民众间的媒介、在基层社会起稳定和领导作用的社会阶层[1]。而对宋代以后的社会还缺乏这样的整体研究，其中相对成熟的明清士绅的研究亦远未达到从整体上揭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系统性和高度。唐宋之际，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已是学者们的共识。毛汉光先生阐述道，两税法以后政权与社会基础已日渐脱节，“新王朝新政权的稳定，要寻找新的社会基础和结合形态”。新的社会基础和结合形态是怎样的呢？唐宋变革论的倡导者和后来的学者都未从整体上解决这一问题。如柳田节子先生所言，地主佃户制成为宋以后基本生产关系，但当时的国家权力并不是直接地无任何媒介地建立于生产关系之上的。她提出宋代乡村结合共同体的重要命题。但这一命题至今未得到很好地阐释。因此唐宋以后担当社会媒介、社会领袖或地方领袖的新的阶层是什么？唐宋以后社会构成和运行的基本特征是什么？这些仍是有待于回答的根本性的重大问题。林文勋教授的《中国古代“富民”阶层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提出了“富民”阶层的学术概念和“富民社会”的学术体系，提供了一把解构唐宋以来社会发展与变迁的钥匙。一、“富民”阶层研究的学术意义：从许倬云、谷川道雄和毛汉光的汉唐社会研究说起[2]春秋战国以后，中国就是一个以小农为主体的社会。小农家庭单位细小、个体分散，在经济方面小农虽非完全的“自给自足”，但其生产和生活活动有相对独立性。个体小农如一盘散沙，不论社会秩序的自然生成，还是小农自身生存需要，都会产生一个具有较强社会整合力和凝聚力的阶层或集团，在基层社会的秩序构成中担当领袖。这客观上也是国家实现社会控制的需要。国家的统治不可能家至户到地对细小而分散的众多小农直接实行，而必然借助中间媒介。毛汉光先生在《中古统治阶层之社会基础》一文中指出，中国古代统治者要实现少数人统治多数人，一是行仁政，二是引用社会领袖参与统治，“社会中的领导阶层一方面是社会力量的中坚分子，一方面能反映社会一般需要，我国历史上能够安定社会及稳定政治者，大都采取或巧合这种法”。许倬云分析西汉基层社会道：一方面“三老等乡官是政府与人民之间的中介。除了这个正式的结构，地方社会秩序的领导权还另有一个非正式的结构，也就是地方上的豪杰与豪侠一流人物。”游侠集团发展成为掩护个人的结合，汉初社会秩序的基层结构是由这种集团来维持的。豪杰或豪侠之辈是社会秩序中最重要的地方领袖。除了豪侠集团之外，在战国秦朝以来成长起来的富人们以富役贫，在地方也有重要影响。豪侠集团和富人由于在政治和经济领域都游离在国家体制之外，成为与国家相互离异的力量，也就成为了国家疑惧和意欲压抑的对象。武帝以前的中央政权并不能在社会的基层扎下根，同时也没有把原来的地方社会秩序加以改变或扰动。汉武帝时通过迁徙、设刺史、酷吏、官营、专卖、算缗等措施打击豪强和富人。豪强顺从国家的政策，购买土地，学习儒学，通过察举成为国家官吏，获得地主、士大夫和地方掾吏三位一体的身份，从而成为汉政权新的社会基础。这也是汉政权瓦解豪强对地方的控制，培育自己新的社会基础的过程。昭宣以后，士大夫阶层已经形成，一方面成为官吏的储备人员，另一方面也是社会上的领导分子，或以教育程度，或以地位，或以富赀成为乡里领袖。---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这些士大夫世代延续着权力和财富，变为所谓世族大姓，成为西汉中叶以后政治势力的社会基础，同时也成为地方不可忽视的势力。到汉末，皇帝对臣民的直接控制的瓦解，佃农逐渐成为地主的私人徒附。在三国前夕，地方首领能够指挥成百成千的徒附。这种联系当然已经超过了地主与佃农之间的经济关系，并预示了魏晋时期以等级社会为标志的另一种社会结构的出现。许倬云先生的研究探讨了西汉社会领袖由豪侠集团到士大夫的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