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通病“当下最重要的不是去超越鲁迅，也不是误导别人去寻找基督做信仰，而是去做一个真诚、善良、朴素、普通的凡人。”作者这句话说的真好，不管中国那些空虚的知识分子能否听从，总之是给他们开了个疗救的方子。中国的知识分子爱做上帝当牧师，有聊时给统治阶级充当政治顾问，无聊时弄点信仰给民众解闷，想做事时夸夸其谈，脑袋一热兜售一些大而无当的治国宏论，更可笑的是居然还想救世，他们拿书本当指南用脑袋做利器。现实中国岂是一言一计可以兴的？那种道德理想主义和精英主义的时代早已过时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理性、冷静、务实、经世的时代。这是一个坐而论道的时代，各种有用和无用的清谈将浮出水面，保守、激进、自由、新左，相互对垒，我透过形形色色的表演只看到精神废墟的荒凉。说说余杰和摩罗吧。他们都受制于这个时代，他们的思想都远远没有超越鲁迅的框框，至少还在鲁迅的局限里局限着，就两人的知识和阅历都太单薄了，更不能深入地了解中国现实社会的需求，空洞的呐喊和苍白的信仰又有啥用呢？摩罗一直苦苦在虚无和苦役中寻找意义，我觉得多少有些虚妄和矫情。我们所能做的事情是：献上我们对这个社会的热情，不仅只用知识去分析导致专制的根源。摩罗的困惑只是读书过多的困惑，只是个人的困惑而非这个时代的困惑。中国永远不缺少困惑永远不缺少学者，当前的问题永远是如何落实那些空洞的言辞，关键是如何行动。五四以来文化先驱一直在启蒙，启蒙效果在这个国家为何如此难于达到？站在基督文化背景上剖析鲁迅思想的局限是否以西代东？鲁迅思想的局限到底在哪儿？鲁迅与大众的深刻联系为何不提？启蒙的方式有无问题？应该如何继续搞好启蒙？当代启蒙的局限症结何在？启蒙与实践是否过分脱节？摩罗和余杰两人是否关注社会的公平问题？新左派对自由主义的批评是否也有合理的地方？两人是否视个人的自由高于一切？两人是否懒惰地干吃鲁迅的饭？两人到底去农村底层搞过调研实际问题没有？两人知识结构是否匮乏？两人是否自大自涨？知识分子如果整天高喊耻辱和苦难和信仰而不去亲自实践是否空谈误国？整天躲进书斋搞启蒙是否可笑？我已仔仔细细的看了摩罗的《耻辱者手记》，这本书里顶多有些摩罗的个人伤痛和体验而已，他的那些痛快的批判在当代许多学者那里都有，他的功劳在于那些煽情的语言，起初我也是喜欢的。后来见他老是摆弄自己的伤疤，我就讨厌了。鲁迅当年从不轻易抚摩自己的伤疤，重在揭出病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的学问是知行合一的学问而非书斋里的学术，当年先生走出书斋搞启蒙，现在我们的自由主义躲进书斋做启蒙。自由和民主都是好东西，这样的好东西如何才能在古国苍老的肌体里孕育呢。某些自由知识分子以自由为旗帜，打着自由的招牌为民众代言，骨子里却是为了自己的自由。刘涌案再次说明精英知识分子的---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虚伪，谈起自由头头是道，俨然以真理自居，暗地里却大搞交易。富人的自由是自由，穷人的自由成了无人过问的中国特色。新左派和自由主义争的是谁是中国问题权威的解释者，而非谁最关注那些需要救助的弱势群体。哈贝马斯来中国访问，据说他最关注的是中国社会的进程问题，而非学术问题。摩罗余杰的关注点只停留在浅层的学术或文学层面，除了痛批专制和痛失个人自由外，居然还要给鲁迅加点精神钙片，后生可畏啊，鲁迅泉下有知不知作何想法。自认为抓住了批判国民性这个利器和法宝，就一劳永逸了，但是脱离了制度层面的配套改革，灵魂改造能达到好的效果吗？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只有先有吃喝穿住的才可能想民主和自由，鲁迅当年把重点放在灵魂改造上，但到后期越来越认识到物质的重要位置。我们不能脱离当下中国现实社会想问题，疯狂的批判往往带来的是偏执和仇恨，但高高在上演说上帝和爱，又让人感觉虚假。我们不能老是做无聊的文化批判者，不能老是做透支的鲁迅精神的继承者，更不能做高高在上的假基督。以前鲁迅先生活后著述，现在有人先著述后生活，颠倒了过来。倒着走的命运不比横站的命运好。摩罗余杰的崇拜者们，你们想过没有啊。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