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凯蒂:从十九世纪上海地图看对城市未来定义的争夺战(2012-05-1719:59:28)转载▼标签：杂谈从十九世纪上海地图看对城市未来定义的争夺战上海与其多元的文化结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上海，在西方势力向东扩张的历史中，代表着一个极特殊的案例。由鸦片战争后建立起的各个外国租界与上海县城，组合成一个独特的权力结构，这是一个既象征霸权主义又无绝对霸权，既有中心又无中心的城市，其特性为多元，其治理原则为协商。代表两极的，一方面是清朝管辖下的上海县城，另一方面是由纳税人选举出的工部局管理下的公共租界（公共租界于1863年由英美租界合并而成）。法租界处于两者之间，虽也有工董局，但实际上是在法国政府的管辖之下。租界是以来自各国、各地方的移民组成的。这些“外来者”以各种互相冲突而又重迭的文化、地域与职业团体，创立了一个多层次的城市文化结构。不同的文化不可避免地成为居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语言上，作为一个由不同民族与种族组合起来的社会，上海在多种语系方言的交织互换中运转。人们的日常生活可能在两种或三种语言中进行。而所谓“洋泾浜”又是综合各种语系，促成中西沟通的重要商务用语。法律上，上海是由不同的法院、不同法律所制裁，其中包括上海道台的衙门府，中西混合的司法机构“会审公堂”，以及领事法庭与领事公庭。上海的国际邮政机构至少有六家，为租界上的各国人士服务。租界内的大街，常有两三种不同语言的名称。经济上，上海的商务是在六七种不同的货币不断变动对换律的基础上正常运转的。在时间观念上，由西方引进的钟表、市内大自鸣钟，和以七天为一周的日历，促成了新的时间概念的形成。其影响涉及大至一年，小至分秒的计时方法。以一天为二十四小时，其中包括工作、休息与娱乐的各特属时区，导致了---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现代生活方式的形成。以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上海运转的时间与全国各地截然不同。1860年代，每逢星期一与星期五，黄浦江上英国战舰以十二点正鸣炮示意，为上海及上海郊区确定（西洋）时间基准。但这也只是上海公用的时间之一。上海的每小时、每天、每月、每年，都同时在多种编制中并存，其中包括中国农历、耶稣诞生日、清朝皇帝继位日、日本天皇继位日，以及穆斯林教、犹太教、印度袄教、锡克教等多种算时方法。不同的宗教及各种民间节庆，更进一步给城市的不同文化层次，标志出了不同的时间结构。对时间的新认识同时受到新科技的影响。由高效率的公共租界工部局引进的电气设备、筑路方法、电报，再往后，电车、电话等，改变了城市内外的交通与通讯速度。由于电力和煤气使白天延伸到夜晚，为城市拓展了新的时空；对星期六与星期日的逐渐接受，更进一步促进了新式娱乐业的发展和新式消费方法。一个由多种层次组合而成的“城市时间”在上海形成。作为个人，来上海作生意或居住，都可能因为生活或工作的原因，在一天中进入并越过几道“时区”。由于江南一带与上海在经济上日益紧密联系，上海的“时间”与内地的“时间”被迫不断互相适应调和。与时间变迁的同时，上海的空间也经历了重大的变化。与上海县城墙内的曲折狭窄的街道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租界上宽阔清洁的大马路，和三层或两层的洋房与新旧里弄房舍。新建筑促成了租界内自成一体的社团的滋生；后来出现的公寓楼房，又给新兴的小家庭生活方式奠定了基础。在上海市内外，可以看见各式耶稣教教堂，还有犹太教堂、穆斯林教堂、共济会会堂、日人的佛教与新土寺庙，以及华人信奉的各类佛寺神庙。许多不同民族与地方团体，有自己共同生活的区域地段和特属的学校、墓地。但是与此同时，城市还包括有集体活动的公共花园，一年两度由全城人参加的赛马会，国外巡回演出的马戏团，以及全城人参加的各种庆祝集会。因此，上海一方面是由具有相当强的自我认同的各团体组成，但另一方面，这些团体与个人同时又共同占据着在明确目的推动下形成的城市空间。例如街道、纪念碑、大厦楼房、外滩，以及市内的各式饭馆、酒店、茶楼、戏院、客栈。由于这个新兴城市的社会空间与其经济活动紧密相连，城市乃超越每个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