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战略[]田新文(1969-)，男，湖北赤壁人，成宁学院社会科学部讲师，主要从事毛泽东思想研究；胡宗山(1972-)，男，安徽庐江人，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摘要]在外交学学科建设和对外战略构建中，应该重视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理论的借鉴作用，同时，保持合适的距离。未来中国对外战略的制定应该寻求利益政治与规范政治的契合与统一。崛起后的中国应该寻求差别战略与模糊战略，既牢固把握现有的权势地位，同时也应创建新的国际关系理念，以求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利益和全人类利益。[关键词]国际关系理论；外交学；崛起[]D80[文献标识码]A[]1672-7320(2007)05-0763-06主观认识与客观现实的关系历来是学术争鸣的重要内容。在国际关系领域，这种争鸣最终体现为国际关系理论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客观现实，更重要的是，它能否为国家的外交政策提供指导。于是，追求主客观的相符程度，特别是理论对外交政策的指导价值成为学者们孜孜以求的目标。但在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现实进程中，理论与现实之间似乎并不是“零距离”接触的。早期的威尔逊理想主义理论对当时美国外交的影响较大，其后的现实主义理论虽然以权力政治为基本信条，却并不受美国人的欢迎。相反，美国政治传统中的自由、人权等似乎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更为深远。到了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虽然理论实现了科学的简约，但与现实的关系似乎更远了。至于建构主义，仿佛完全走进了象牙塔，只能在一些个案问题上寻找说服力。冷战后，理论的影响似乎有所加强。例如，众所周知的“民主和平论”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克林顿政府“民主、人权、外交”对外战略的理论基础。米尔斯海默等人也一直在追求通过自己的进攻性现实主义教义来为美国冷战后的新战略提供学术基础。总体而言，就对外交实践的影响来看，严格的、成形的、规范的理论似乎远远不如那些零星的、不成体系的思想、世界观、信仰、信条等的影响更大。例如，历史上对美国外交影响最大的是两大战略，一是华盛顿告别致辞中所涉及的不干涉欧洲事务的孤立主义原则；二是门罗主义。它们影响美国历史达100年之久，但几乎都不是理论。影响英国几百年之久的均势思想始自亨利八世时代，历经多位君主、首相而不衰。相反，以科学、简约著称的结构现实主义难以在现实中找到什么作用和影响。即使在其最盛的20世纪80年代，指导美国外交的不是结构观、系统论，而是现实的权力观与美国内在的意识形态使命；新自由制度主义也几乎看不到对美国制度合作的影响。中国似乎也有类似的情况，领导人的思想成为对外战略的指南，而学者们能做的似乎只是解释、说明领导人的思想。一、国际关系理论与外交战略制定这似乎令人不解，按说理论更为科学和系统，解释力、说服力和预测力更强，应该影响更大。之所以出现理论与现实间这种差距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是理论自身的问题。众所周知，理论具有三个功能：描述、解释和处方。所谓处方，就是为现实行为提供政策咨询或建议，但是在这三个功能中，解释功能是核心功能，理论首要关注的是自身对规律或现象的解释是否符合逻辑，处方功能只是在解释正确之后，依据其结论得出的，因此，处方功能是建立在解释功能基础上的。在这个意义上，理论家不同于谋士，不同于战略家。预测、规划未来并不是它的主要功能。---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第二，理论与实践间的关系历来复杂。理论对实践指导作用的有限性古今中外都是普遍存在的，所谓“百无一用是书生”、“清谈误国”。理论具有稳定性、滞后性，而实践是易变的、纷繁复杂的。理论即使能够指导现实，那也只是指导较长时间的战略性行为，因此，与其说国际关系理论指导外交政策，不如说指导外交战略制定更为恰当。第三，与自然科学相比，社会科学对客观世界的描述和解释与现实差距较大。国际关系在社会科学中又是一个后进学科，学科建设尚在不断发展，远未达到成熟之巅，出现差距是非常正常的。这并不是说社会科学工要比自然科学家不敬业、不努力，也不是不如他们聪明，而是由于二者处理的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