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传播的文化及社会意义武锦华[内容摘要]根据艺术接受“投合性”的特征，音乐的流行与传播除了其自身的旋律等因素外，与其所表现的时代的文化特征及社会背景有密切的关系，可以说，与特定时代的精神指向相一致，从而构成对接受者的吸引力，也即“投合性”。[关键词]音乐传播投合性时代精神艺术接受具有“投合性”的特征。投合性常常表现为“接受者往往把作品中合适的形象和情节‘移植’到自己的个人生活境遇中来，将人物命运与个人经历挂钩，将主人公‘自我’认同，从而在感情上产生强烈共鸣”[1]。音乐的流行与传播，与其自身的旋律、节奏、主题密切相关，用美国文艺理论家艾布拉姆斯的话说，即，它自身就是一个“发光体”[2]，同时，它是时代的一面镜子，折射着一个时代的文化指向和精神渴求，也就是接受者对其有没有“投合性”。本文试图通过几个不同时期的音乐传播现象来谈谈音乐传播中的文化及社会意义。一、流行音乐在中国的登陆中国大陆是从改革开放的时候听到流行音乐的，之所以用“听”这个词，是因为当时我们没有自己创作的流行音乐，完全是从港台那边传过来的。虽然在旧中国曾有过什么“靡靡之音”，但我们所接受的意识形态早已把这样的声音给隔绝了，因而，当港台流行歌曲来到时，中国人的心态是既戒备又紧张又惊讶的，并且，有种抵挡不住的渴望，那就是“倾听”、“关注”、“追求”，这个心理变化的过程是极为短暂的，短暂到令人感觉不到。这种渴望导致音乐史上最令人振奋的一次传播，那就是盒式滋带装入手提录音机、甚至是砖头式的录音机，而将“靡靡之音”传遍中国的大小城乡。没有广告，没有讨好似的见面会，没有规模宏大的宣传阵容，一切都在急速的潜流中推进。这个潜流就是民间的自发的渴望。以邓丽君为标志的港台流行音乐，是在大陆官方明令禁止的状态下传播的。一般说来，流行音乐的传播是在一定的市场机制中运行的，而流行音乐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是以偷渡的方式登上大陆的文化口岸，是商人们为赢利而采取的大胆冒险，本来是鬼头鬼脑的样子，却不料遭遇到的是急待滋补的广大受众，从而极大地迎合了人们的需求。这样的情形与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有极大的关系。文革期间，文学艺术已经成为观念和意志的符号，完全丧失了作为艺术应有的美感，单调的口号和声嘶力竭的“进行曲”被强制性地灌输到人们的视听，最后终究以“就是好就是好”完结了其丑陋又充满破坏性的工具的任务，但同时，也将曾经充满理想色彩的一代人置于物质与精神的废墟之中，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贫困导致信仰的完全丧失，不仅仅是思想、理想的丧失，还有鲜活的生命和情感的丧失，这些都急切地需要找回来。而人们再也不能从空洞的共产主义说教中找到自己立足的基点，人们需要寻找，寻找自己存在的理由，需要重建自己的家园，对政治教化的厌倦使得人们对艺术更是充满了渴望。文革的结束，物质和心灵都呈现出馈乏的状态，百废待兴，曾经被禁锢的不仅仅是思想、热情，还有鲜活的生命和情感，文学界正以“伤痕”、“反思”等形式抚慰一代人的心灵创伤，而在主流音乐中虽然出现了抒情的歌曲，但其叙述语言依然沿袭了歌颂、赞美等形式，诸如“我们的生活比蜜甜”之类，真正意义上的心灵倾吐还尚示出现，而此刻，时代提供了一个契机，曾经充斥着各种观念意志的思想开始松动，开始向阶级斗争之外的世界张望，而这个张望正与以邓丽君为标志的港台流行歌曲不期而遇。邓丽君的歌曲以亲切、温和、妩媚、妖娆证实了人们谁也没听过的观念中的“靡靡之音”，在获得了“原来如此”的感慨后，人们的快乐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获得了突破禁令的喜悦，印成红头文件的禁令终于在屡禁不止的无奈中进入历史的垃圾箱，它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思想解放的真正含义。另一方面，人们从邓丽君的歌曲中窥见了久违的人性和人性的美好。她的歌唱得是平常人的故事，是平常人的喜怒哀乐，不似文革期间战天斗地的超意志行为。比如《小城故事》将一幅温馨的画面在人们面前打开，江南水乡，亲朋好友，给大陆听众极大的亲和力，闹了半天，我们一直担心的敌对势力和我们心里暗暗期冀的幸福是一样的。对听惯了慷慨激昂进行曲样板戏的大陆听众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