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四川“教育新政”与川边藏区的实业教育李绍先?周杰川边藏区属于藏区三大区域中的康区，清末称为川边或川滇边，是一个地理概念，主要指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云南藏族迪庆自治州与西藏昌都地区以及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由于历史原因，川边藏区历史上长期处于“土司”势力的割据状态，且疏于开发经营。甲午重庆开埠，列强势力渗入四川。面对危机，川中有识之士迅即掀起了学习西方热潮以救亡图存。此时的川边藏区社会发展远落后于内地汉族地区。而川边藏区社会的变革，是与教育的近代化分不开的。川边藏区教育近代化的背景清末四川“教育新政”19世纪中后期的中国，政府腐败、国势衰微，书院废弛、教育空疏腐朽。其时，川省教育虽仍然维系着旧教育制度，但洋务运动乃至维新运动开始后，社会剧变，改革教育的呼声已悄然兴起。甲午战败维新夭折，激起了民众特别是知识阶层学习西方以救亡图存的激情。然而真正激荡这潭死水，让川省教育发生巨变的，还是20世纪初期的“教育新政”。---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辛丑条约》后，迫于压力，清政府不得已在20世纪初期实行了近十年的“新政”以苟延残喘。文教方面，颁布“兴学诏书”，废除科举制。朝廷以“兴学”为急务，四川地方反应积极，川督奎俊认为：“现在时事日艰，自以培植人才为急，且川省风气未开，尤与当藉此消拘墟，以通中外之情。”（奎俊：《奎俊奏片》，《四川学报》1905年2期）随后的历任川督均“首重学务”。不仅派员主持、提调全省学务，完善新学规章制度，还建立健全了推进新式教育的机构和组织。（周洵：《蜀海丛谈》，巴蜀书社1986年版）这些都有力推进了四川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加快了四川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的转轨。20世纪初期四川的“教育新政”，兴学之风不只是在成、渝中心地区，而且延伸到了川边藏族聚居区。重视民族地区教育发展，堪称清末川省“教育新政”的一大特色。川边藏区改土归流与“兴学破愚”1905年初，川边藏区的土司、喇嘛暴动，川省震动。清廷即派建昌道员赵尔丰率兵进剿。平乱之后，清廷为加强对藏区的有效控制，在四川甘孜和云南迪庆、西藏昌都地区专设了川滇边务大臣，专管移民垦殖。赵尔丰字季和，奉天（今辽宁）铁岭人，隶汉军正蓝旗。1906年7月清政府以赵尔丰为首任川滇边务大臣，从川滇边务大臣到1911年调任四川总督，赵尔丰经略川藏边务前后六七年，厉行“改土归流”，以所谓“经边六事”（屯垦、练兵、设官、通商、开矿、兴学）着力推进川边藏区社会综合改革，堪称晚清川边藏区改土归流一代名臣！（《清史稿·赵尔丰传》，中华书局1996年版）川边藏区“改土归流”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进行的，“兴学破愚”是赵尔丰川边实施新政进行改革的三大内容之一。赵致家兄尔巽函电云：以雨露之恩施之，去其前政，苏其民困；兴学以破其愚，垦田以养其身，通商以裕其用，兴工以富其业，而外开铁路以通内地。（《赵尔丰函电续编（手抄本）》）---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川边藏区在“改土归流”之前的文化几乎为零。绝大多数藏区儿童仍没有条件上学，就连藏区上层子弟也只能从喇嘛、塾师那里学习经卷及一些旧时知识与礼仪，近代科学文化知识在这块土地上完全还是空白。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赵尔丰为“输以文明”、“兼开民智”，奏请在巴塘设立关外学务局，由度支部主事吴嘉谟担任总办，负责筹拨学费、考察规划、兴办学堂、编制乡土教材、采购图书仪器、聘请教员和派员劝学等事宜。废苛政、兴建设，“兴学破愚”被放在了川边藏区社会综合改革的首要位置。川边藏区兴学热中的实业教育康区关外学务局成立后，赵尔丰令已“改土归流”的地区“设学”。几年间，川边藏区的新式教育发展很快。到宣统三年（1911年），整个川边藏区的各类学校总数已超过200所，在校生9000余人。（隗瀛涛：《四川近代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不仅开办了普通的初等高等小学堂，也开办了官话学堂、师范教育。赵尔丰认为“振兴地方，首在倡实业”，而且把经济建设与“兴学破愚”结合，根据《奏定实业学堂通则》的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