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上京—中京—古北口—南京—北宋驿路此线为我国北方游牧民族鲜卑的一支——契丹，创立契丹国（后改国号为辽），并开疆拓土，先后征服奚、回鹘、室韦和渤海，尤其将燕云十六州并入版图之后，随幅员扩大，开辟的从蒙古高原，穿越燕山，通向华北平原和中原内地的大驿路。在“澶渊之盟”后百二十年间，辽与北宋两国修好，社会安定，“贺正旦使”“贺生辰使”，频繁往来，长长的驿道，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这一历史时期，两国以白沟河(即拒马河)划界，两国驿站，隔河相峙。驿路起自辽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上京城遗址”)，经辽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县大明镇“中京城遗址”)，从虎北口（今古北口）穿越燕山，到辽南京析津府(今北京市宣武区)，转南过白沟河，进入河套，直行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市）。大辽国境内驿路全长一千八百里，设置驿馆三十二座。北宋官员使辽，或直趋辽都上京，或止于陪都中京。使辽官员中，有不少我们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曾为此线驿路过客，如富弼（1040年和1042年）、包拯（1045年）、欧阳修（1055年）、苏颂（1068年和1077年）、沈括（1075年）、苏辙（1089年）、蔡京（1083年）、高俅（1105年）、童贯（1111年），等等。在他们的行纪笔录（这是一种回国后，呈报朝廷的重要文牍），以及散文、诗歌中，留下丰富的驿路站道、山水、民风等文史资料，而不谙弄文修史的契丹人，几乎连只言片语也没留下。使辽行纪多从边界雄州（五代时的瓦桥关，今河北雄县）起笔，此前从汴京起程，太行山东麓大道一段，多作省略。使辽行纪文字，路振《乘轺录》为最早（大中祥符元年即1008年），王曾《上契丹事》稍晚（大中祥符六年即1013年），又薛映、张士逊《薛映记》（大中祥符九年即1016年）。或受契丹文字普及程度所限，驿路地名、站道，甚至包括上京近畿，绝少以契丹语传世。这与金、元、明、清历代内蒙、吉林、黑龙江驿站地名，多以少数民族语言音译、意译名词世袭罔替，直至传承于现代，形成鲜明对比。本线行经驿站汉语称“馆”，意与“驿”同，因契丹惯住毡帐，有时以“毡馆”或“馆帐”替代。驿站由植根自然和社会所决定，自诞生的那天起，定名就带有民族和地域特色，称谓有所不同。契丹驿站地名，与这个大漠游牧民族“四时纳钵”、“车帐为家”，和“儿童能走马，妇女亦腰弓”（欧阳修《奉使契丹道中五言长韵》诗）生活习俗相融和的。辽墓石棺壁画所见，毡帐建于树木之侧，并排三座，中间一座白色，旁立两座黑色。穹顶为半圆，用粗绳缚扎，坐西朝东，帘门面向太阳。由此引申一个问题,“毡馆”并非是固定居所，或在保持日行里程前提下，地点随季节、气候相应变动，至少无须毫厘不差地在原地搭建毡馆，更不可能产生通常驿站地名与村屯地名融合转化的情况，此其一。其二，在站道测算方面，古人采用的方法，乃为“无复里堠，但以马行记日景而约其里数”，所以驿站间距也不够精准。这是此线驿路虽然历史悠久、史料丰富，却今地考证较难统一的原因，确定一个合理范围，或许更符合历史事实。上京临潢府-临潢馆-同文驿今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上京城遗址”，《辽史·地理志》：“上京，太祖创业之地，负山抱海，天险足以为固。地沃宜耕植，水草便畜牧。金龊一箭，二百年之基壮矣”，“神册三年城之，名曰皇都。天显十三年，更名上京，府曰临潢”。薛映记“入西门，门曰金德，内有临潢馆。”。以清道光二十六年（1864年）张穆实地考查，首次发现辽上京城故址，并在所著《蒙古游牧记》中记为“波罗城”（巴林左旗波罗和屯地），又相沿称“波罗城”。上京城遗址只剩下依稀轮廓，城墙和建筑变成或连或断的土堆，和土堆中间斑秃的洼地，303国道从北城墙豁口穿过。惟御帐山下的南塔（开悟寺塔），临风而立，似在讲述当年上京的雄风。阿保机神册三年（918年）开始筑城，初名皇都，天显十三年改称上京。城高二丈，幅员二十七里（现代考古勘测，确认为幅员十七里）。皇城在上京城城北，高三丈，中有大内，楼阁高峙(即“辽上京大内城遗址”)。皇城东门曰安东，南门曰大顺，西门乾德，北门曰拱辰。上京城城内驿站有二，一曰临潢馆，在府西门金德门（乾德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