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金融：利弊各有说法存在就是合理？从公元前2000多年的夏商时期到唐朝，民间货币信贷逐渐昌盛，春秋时候的实物信贷到唐宋的纸币交易再到明清的钱庄票号兴盛，商业往来自然产生了民间信贷；农村主要是当铺，民间金融存在了四千多年。而真正的国家金融是在1935年前后开始的，当时的国民政府追随世界潮流推行国营化，由官股控股银行，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次金融的国营化，但当时还存在一定量的民间金融，就是钱庄、票号和当铺等机构。上世纪50年代，类似当铺、银行、钱庄这样的民间金融机构被国家的储蓄所代替，并全部被100%国营化。民间金融从那时被定义为“非正规金融”，虽然在官方的语言阐述中很难发现民间金融到底起了多大的作用，但是民间金融这种形式一直存在并默默地发挥着它的作用。在经济学的语境中，非正规金融对应的概念是“灰色经济”。如果把整个经济体比作一座冰山，那么灰色经济可以被设想为隐藏在水下的那一部分巨大冰体。民间金融的规模到底有多大，对很多人来说还是一个谜。日前披露的一份由中央财经大学课题组对全国20个省份进行的首次实地调查结果，使人们对地下金融的状态有了更真实的了解。调查显示：2003年底地下信贷的规模在7400亿元至8300亿元之间，占正规金融机构贷款业务增加额的比重近30%。而在花旗银行的估计更为惊人：其日前完成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在2004年5月到10月期间，银行居民存款流失额在9000亿元左右，而这些资金都用于自己投资或民间融资。从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部分官方数据也可做到“管中窥豹，可见一斑”：2004年浙江、福建、河北三省民间融资规模分别约在550亿元、450亿元和350亿元，相当于各省当年贷款增量的15%~25%。目前非国有部门对中国GDP的贡献超过了70%，但是它在过去十几年里获得的银行正式贷款却不到20%，其余的80%以上都流向了国有部门。在此背景下，目前全国中小企业约有三分之一强的融资来自非正规金融途径。从经济学意义上说，金融压抑扭曲了资金配置。政府控制金融的目的是低价格将信贷资金用于支持体制内部门，资金在体制内外的价格是不同的。改革开放以来，官方利率一直比非正式信贷市场的利率低50%~100%。最近几年，国家允许银行在向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时可以采用比官方利率高10%~50%的利率，可是，市场利率仍然比最高利率高出50%。从民间融资的特点来看，要形成民间融资，至少应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民间融资的供给方；二是民间融资的需求方；三是为民间融资的供给方和需求方提供资金融通服务的相关金融服务体系。就我国而言，一方面，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我国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不断增加，从而形成了民间融资的供给方；另一方面，随着我国所有制体制的改革，各类乡镇企业、民营企业以及中小型国有企业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从而形成了民间融资的需求方。但就第三个条件而言，由于金融压抑的存在，导致民间融资服务体系欠缺，则是我国民间融资“繁荣”发展的根本原因。规模有限，品种单一的金融工具，限制了人们的投资渠道，难以满足融资需求，令民间融资不得不寻求新的解决途径。目前，在我国广大的中小城市和农村，现有的金融机构所提供的金融工具仍然以贷款、贴现、承兑、储蓄等传统工具为主，而一些新兴的金融工具如电子银行业务、个人理财业务、代理业务、委托业务等却不能提供。这些金融压抑的表现将中小企业推到了民间融资一方。“二元化”的金融组织体系使得我国的金融组织机构布局极不合理，一方面，在大中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以四大国有银行为龙头的商业银行居于过分垄断地位，而另一方面，在广大的农村、乡镇，非银行的金融机构却种类单一，数量较少。更加“雪上加霜”的是，随着四大银行商业化改革进程的加快，各行纷纷按照商业化和盈利化原则，将经营重心逐步向大中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转移，一些县及县以下的经营机构相继被撤并。与此同时，在县、乡、镇等地区，信用社和邮政储蓄机构又难以担负起支持当地经济发展的需要，县域金融主体严重缺失，又导致了一些中小城市特别是广大的农村地区金融服务主体缺位，民间融资获得发展空间。金融市场特别是证券市场发展的滞后，使得我国直接融资的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