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里的出版家张元济2001年，河北教育出版社推出“近世学人日记”丛书。令读者颇感惊讶的是，首出者即有由张元济之孙张人凤先生《张元济日记》。这是该日记继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陆廷珏、汪家熔、金云峰、朱蔚伯校点）之后的再一次新版，充分体现了丛书主事者不俗的学术眼光前修未密，后出转精，一向是旧书新版的通例。与旧版不同的是，新版《张元济日记》字大行疏，装帧更为精美大方，成煌煌两巨册共一千四百余页；编排则一改旧版按原件三十五册顺序排列的方式，而以年份逐一断排。不过这还只是形式上的改变，要论内容上的最大不同是新版增添了1937年日记残本及1949年赴会日记两部分。关于1937年日记残本，张元济之子张树年先生在《张元济年谱》（商务印书馆，1991）432页首次引用此资料时特别注明：“除已印行的先父日记外，原还留有数册日记稿本，‘文革’被毁，我从废纸堆中检回《1937年日记》残本一册，现仅存此残帙。”而在同书546页首次引及1949年赴会日记，却对其避而不注一词。笔者曾向参与旧版日记学者请教当年商务未将1949年赴会日记收录的缘由，得到的回答是因旧版所整理者纯为馆事日记，而1949年部分则不属于工作日记，故无从纳入。的确，旧版日记的“出版说明”开宗明义就说明了这一点。但这种解释，似乎不能完全消除读者的疑惑：既云“馆事日记”，当在书名中注出而不宜径书“张元济日记”；况从现在所见1949年赴会日记所记内容看，也并非全是个人私事而多有关馆中事务。更为深层的原因，不知是否因为1949年赴会日记所记内容，在20世纪80年代之初日记问世时时机并未成熟而仍多有“不合时宜”之处的缘故？“一九四九年赴会日记”（从9月3日至10月20日），指张元济在1949年由沪北上至京，参加首届政协会议的日记。它的重要价值，在于其深刻地折射出了作为一位旧年知识分子的张先生在大转折的1949年里的复杂心态。在鼎革变化的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所普遍面临的政治抉择，多可以从许多他们北上迎接新时代的行动与心绪中看出，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仍然是一个极有意思的历史话题。钱理群先生所著《1948：天地玄黄》（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一书，于知识分子在1949年前夕去留进退的微妙心情，剖析至当。尤其堪称妙用的是钱先生于每章的开头，摘录叶圣陶先生1948年的日记作为涵括全章论题的引子，极其巧妙地贯串起了一年中的思想史线索。盘点起来这类较为私秘性的日记文本，在1949年前后并不少见。1949年2月，包括叶圣陶、柳亚子、王芸生、徐铸成、曹禺、郑振铎、马寅初、赵超构、宋云彬等在内的二十余位在港文化名人，应中共中央之邀，乘“华中轮”北上参加新中国建设。3月1日叶圣陶先生在船上出了一个谜面：“我们一批人乘此轮赶路。”猜《庄子》一篇名。同样曾是开明书店中人的宋云彬先生射中为：“知北游”，即知识分子北上。令人感叹历史多情的是，这次“知北游”途中留下了包括日记在内的诸多文字。至今已经陆续问世的日记，较为人知的有《叶圣陶北上日记》（见花城出版社1982版《日记三抄》；江苏教育1994年版《叶圣陶集》；三联书店2002年版《旅途日记五种》）、《柳亚子日记》（上海人民1986年版）、《宋云彬北游日记》（刊《新文学史料》2000年4期，又见山西人民2002年版《冷眼红尘》）等。细读诸种日记，很可以窥见这些在旧时代奋斗、追求过的文人在新时代到来之前既充满希望与憧憬，又心怀迷惑与担忧的复杂心态，以及他们在新环境中个人心理与精神的“微调”，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变迁，如草蛇灰线般地在其中时隐时显。即以对光明前途的模糊与担忧而言，叶圣陶先生1981年将《北上日记》收录于《日记三抄》公开出版时，曾在所加短序中说：“大家看得很清楚，中国即将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并且认为，这一回航海决非寻常的旅行，而是去参与一项极其伟大的工作。至于究竟是什么样的工作，应该怎样去做，自己能不能胜任，就我个人而言，当时是相当模糊的。”应当说，这典型地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张元济先生不在“知北游”的船中，但他与叶圣陶、宋云彬等出版家及王芸生、徐铸成等新闻人有着极大的相似性，都是旧年纯正的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身份。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