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对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的响应撰写时间：202X年XX月XX日芦千文吕之望摘要：从农户经营形态分化趋势出发，把我国农户分为普通农户、农场类户、服务类户三类，把对农业态度、消费导向和储蓄倾向纳入行为影响因素，分析三类农户的行为逻辑差异和相互关联性，给出响应农业政策变化的决策谱系，并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背景提供了宏微观例证。结果表明：在对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响应中，普通农户较为迟滞，农场类户、服务类户较为敏感，服务类户的存在显著提高了农场类户和普通农户的响应效率。同时，服务类户表现出对农场类户的支撑作用、对普通农户的带动作用，加速了先进技术和现代要素入户的进程。把服务类户从农户群体中分离出来，以决策谱系的形式呈现不同类型农户对农业政策变化的响应，厘清了农业政策变化引起农户响应的作用机制，具有较强的政策参考价值。关键词：农户分化;行为逻辑;决策谱系;农业服务户;农业政策转型中图分类号：F32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3-3890（2021）03-43-2021一、引言农户是农业生产经营和农村经济运行的最基本主体。政府制定农业政策时需要关注农户行为逻辑。农户行为响应是检验农业政策效果的重要标准。农业政策变化释放的信息转变成价格、成本、预期等市场信号，引起农户行为响应。农户对政策变化的响应是基于其对环境变化的感知和理解，即行为逻辑。如果农业政策变化与农户行为逻辑相悖，则不能引起预期的农户响应，达不到政策变化的初衷，甚至出现相反的调控效果。当前，中国农业供给侧存在的突出问题，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前期农业政策的变化没有准确把握农户行为逻辑，导致农户普遍出现与政策预期不相符的行为响应。农户行为逻辑因经济社会环境和农户本身行为能力、认知感应等变化而变化，但一定时期内相对稳定。当前中国农户行为逻辑是什么？是怎样响应农业政策变化的？关注这些问题，对于推动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改善理论界对中国小农户的认知也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关于农户行为逻辑，理论界关注很多，多以行为假设的方式呈现。一是经济理性行为假设。如Schultz1、Popkin2等认为农户和企业一样，是理性投资者，以利润最大化为行为动机。二是生存理性（规避风险）行为假设。如恰亚诺夫3、詹姆斯·斯科特4等认为小农户既是生产单位也是消费单位，以维持生计为目的，遵循“避免风险”和“安全第一”的行为动机。然而，国外学者在构建模型实证研究农户生产、消费、投资、储蓄等行为时，大都遵循经济理性行为假设，使用生产-消费可分的二元决策模型5，深刻影响了国内学者对农户行为决策的研究。部分学者认识到中国农户行为逻辑的特殊性，对行为假设做了修正。如黄宗智6通过考察明清时期中国小农户的历史变迁，认为中国小农户既是追求利润者、又是维持生计者，依靠农业收入与非农收入这两支“拐杖”;还有一些国内学者，认为当前中国农户的生产、生活行为已卷入社会分工网络，需要应对社会化进程中的货币支出压力和市场化进程中的不确定性风险，行为偏好表现为货币收入最大化7，生产行为表现为内向互助、外向协作的社会性特征，能以不同方式配置资源和安排生产8。关于农业政策变化与农户行为响应的研究较少。Tayloretal.5通过构建模型分析了增加转移支付和降低粮食支持价格对农户生产和消费行为的影响。国内不少学者关注了某项农业政策对农户生产行为的影响，如农业补贴、农地确权等;更多学者关注了农户生产要素配置和参与要素市场的决策影响因素，如土地流转、服务外包、劳动力转移、资本投入以及相互之间的替代关系等。总体来看，这些研究存在一些缺陷：大都考虑一种要素的配置行为，将其他要素作为外生变量简单化处理，导致估计结果内生性偏误;考虑到多种要素配置决策的相关研究，在分析思路和模型设定上，往往把要素配置之间的关系看作因果关系，忽略掉不同要素的联合决策问题;注意到农户目标函数的多样性，但又忽视了不同类型农户行为逻辑的不同;把农户行为逻辑置于古典和新古典行为假设之下，将一些反映制度、文化、环境约束特征的关键行为要素抽象掉，导致其工具变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