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中国现代主义诗潮摘要：由于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对西方背景的强烈依赖，我们很难清晰地廓清其独特性，但如果把它理解成对西方现代主义诗潮的简单移植毫无疑问也是极不负责任的。虽然它在中国的命运颇曲折，但依然在时代内容的表现上有其艺术的价值和内涵，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它内中所不可避免的依附性，以及时代诗歌的死亡。关键字：现代主义诗潮依附性死亡至今被学界所认可的现代主义诗潮的发展常以此来定位：从“五四”时期中国现代主义诗潮的孕育；到二十年代以李金发为代表的象征诗派的诞生；经过三十年代以戴望舒、何其芳、卞之琳为代表的现代派的探索；到四十年代的西南联大诗人群和上海诗人群，也就是被后来归为九叶诗派的诗人的全方位开拓；五六十年代以纪弦、覃子豪、郑愁予为代表的台湾现代主义诗歌的继承；再到八十年代以舒婷、北岛、顾城为代表的朦胧诗派掀起的现代主义诗潮的复归；以及紧接着的第三代诗人于坚、韩东等对朦胧诗的迅速背叛和现代主义诗歌的再起义。这一条长长的线索构建了现代主义诗歌在中国独特的诗学体系，并以此反复传颂与表面性地探索。本文对现代主义诗潮的线索进行了简单的梳理，以期对这样已成常识化却又有明显拔高神化的论述进行剥析。当然，本文所作的剥析也是极具主观性的，或者只能说是对已成常识的现代主义诗潮的发展史的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一在白话诗诞生时期，为了从中国的旧诗词的韵律中解放出来，大多数诗人都运用了自由诗体，对押韵和节奏的问题不大注意，造成白话诗过于浅白幼稚等混乱的问题，而这种混乱的状态想是受美国写像主义派诗人、惠特曼、泰戈尔和日本俳句诗风所影响的。对现代主义诗歌有所热爱的诗人对这种直白浅露的散文化的白话诗尤其不满，因此他们纷纷把目光转向法国象征主义诗派的道路上去，用心地对波德莱尔、魏尔伦、马拉美、韩波等诗人的诗进行了研读，并创造出一批令人为之目眩并且晦涩难懂的象征主义诗歌，包括胡适、郭沫若、田汉、梁宗岱、周作人等深具影响力的早期对白话诗进行尝试的诗人。如胡适的《鹆子》，这首被认为是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创作的最早尝试。然而由于诗人个人感受力不够，无法使他运用的文字在诗歌的创作中起升华作用。虽然形容词在诗中别具一格，意象纷繁呈现，但寓意有限，明显不够紧凑有力，更毫无诗情。这首开创性的现代主义诗歌的创作也暗合了早期现代主义诗歌创作的混乱情形。郭沫若的《新生》是一首典型的浪漫主义作品，但又具有现代主义诗歌的特点，当然这和郭沫若个人的性情有极大的关系。他虽然明确表示自己对未来主义诗歌的厌恶，并以表现主义者自居，但为了服务于他那天真的浪漫主义情怀，诗中对理性的排斥，对感性的颂扬，对梦幻的热切期盼，使诗空有了现代主义的壳而无任何内容上的价值。周作人的《小河》被胡适称为新诗的“第一首杰作”，实际上是现代主义技巧的尝试，特别是象征手法，使人眼前一亮，颇感其极具寓意，但实际上仍然很生涩。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最初尝试的现代主义诗学题材不仅没有明显的倾向，所取的向度也不尽相同，并且这种现代主义色彩在当时并没有为人识别，它淹没于新诗这一大胆的叛逆形象背后。何况，这种现代主义尝试终究是稚嫩的，而当时文学界的兴趣在新旧文学的论争，并不关心新文学的现代主义问题”。［1］因此看来，不仅是现代主义诗歌，就算是新诗要找到一种成熟的体裁，在它们一开端就意味着有一大段的路要走。二真正的现代主义诗潮为人所关注要到二十年代以李金发为代表的象征派诗人。李金发在他的《微雨》、《食客与凶年》、《为幸福而歌》中以携带生涩的语言，莫名其妙的意象，对中国新诗进行第一次大规模的象征主义实验，语言的陌生化，表达上的暗示策略与对生命揶揄的迷恋，构成了现代主义诗潮在新诗的发展史上第一次拍打上岸。钟敬文说：“像这样新奇怪丽的歌声，在冷寞到零度的文艺界里，怎不叫人顿起很深的注意呢？”［2］但他语言上的晦涩古怪，象征物奇崛芜杂，情感的体会往往不够真实可信，有“为赋新辞强说---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愁”之嫌，艺术表现手法对法国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