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930年代“社会剖析派”作家群的生成及运作*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和作家群体文化生态研究”（项目编号：08BZW056）的阶段性成果。摘要：由于缺乏足够的研究深度和力度，“社会剖析派”概念存在的合法性面临着质疑和危机。群体政治兴趣的指引、知识权威的确立和社会实践经验的积累对于“社会剖析派”群体的生成起到关键作用，而通过刊物加强凝聚、私下沟通交往和书评加强交流,是“社会剖析派”运作的主要方式，体现了社群的凝聚力。从社群流派的人事角度入手来分析“社会剖析派”群体的生成及运作，不仅能进一步加强这个流派的内涵建设，为命名的合法性增加说服力，同时对于重新阐述“社会剖析派”，乃至拓展视阈研究现代文学其它群体流派都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关键词：“社会剖析派”；群体生成；社群运作;社群研究中图分类号:1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11)12—0090~05我们探析“社会剖析派”群体的生成及运作，不仅能进一步加强这个流派的内涵建设，为命名的合法性增加说服力，同时对于重新阐述“社会剖析派”，乃至拓展视阈研究现代文学其它群体流派都具有一种重要的启发意义。严家炎在给“社会剖析派”命名时，把这个流派的生成归结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欧洲现实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两种思潮在中国土地上的结合；一是《子夜》创作成功对于这个流派的形成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①。这个分析确实非常准确精到，但是严先生更多关注的是这个流派文本创作上的共同倾向，立足之处仍在于文本现象。笔者认为文学流派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因素，在社群的生成背后必然活跃着成员聚合的身影，存在着互相之间的影响。毫无疑问，''社会剖析派”是一个以茅盾为中心的社群流派，那么社群成员如何聚集在茅盾周围并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团体的，这应该成为研究的重要方向和关注焦点。“社会剖析派”群体生成除了严家炎先生所说的上述两个原因外，至少还有群体政治兴趣的指引、知识权威的确立和社会实践经验的积累等三个关键性的因素。1.政治兴趣的指引“就30年代文学而言，如果不顾历史的氛围，忽略文学产生的特殊政治背景，仅从纯文学的角度切入,可能难以对30年代各种文学现象、作品作出合理的评价”②。政治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文化支撑点，对现代文学群体的酝酿和发生发展具有调节功能，政治因素在中国现代社群流派形成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甚至有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与其它社群流派相比，“社会剖析派”的成员都对政治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兴趣和热情，他们如饥似渴地阅读社会科学的著作，共产主义的作品，并且身体力行地投入到实际的革命斗争的实践之中。可以说，政治兴趣的指引是这个群体生成的基础。在这个群体中，茅盾的革命经历无疑具有典型意义，他一直徘徊在政治家和文学家双重身份之间。20年代初在商务印书馆期间，他的主要工作重心还是放在文学方面，但从1924年开始，他几乎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各种各样的社会工作之中，先在上海担任共产党中央联络员，再去广州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和代理部长，后又赴武汉主编左派报纸《民国日报》。这时的茅盾完全身处革命漩涡的中心，已经成为职业的社会活动家。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为了谋生才成为专业作家。尽管如此，他并没有放弃政治，一有机会马上就通过写作评论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并很快加入到左联。对于当时的茅盾来说，写文学论文和从事政治活动并行不悖，两者本来就互相关联，都是热忱改造社会的途径。这样的热情和经历也使他具有了一般作家所无法具有的优越条件，为其“社会剖析派”小说的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科学理论和社会政治知识。沙汀和艾芜同样对政治兴趣浓厚，热衷于实际的政治运动。两人在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期间就研读了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悻代英翻译的《共产主义ABC》等社会科学著作。沙汀1927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在家乡先后从事于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国民党县党部和共产党支部的筹建工作。1932年加入左联，曾担任过左联常委会的秘书。这样的政治经历培养了阶级观点，为他以后“社会剖析派”小说的创作提供了深厚的基础。艾芜则是1925年怀着“半工半读”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