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东方，籍贯江蘇省南通县（今南通市通州区）。现任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在北京师范大学获得历史学硕士、学士后，于1986年出国留学，先后获得美国夏威夷大学历史学博士、美国圣荷西州立大学图书馆学暨信息学硕士。他现任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为斯坦福大学图书馆系统的高级行政管理官员之一。邵东方主持斯坦福大学最大的分馆东亚图书馆以及大学图书馆系统的亚洲典藏，该馆收藏有关东亚研究的中文、日文、韩文和西方语言的图书与档案七十万余卷，是北美十大东亚图书馆之一。他先后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佛光大学，自1999年起执教于斯坦福大学，讲授中国历史、语言、文化和思想史的课程，并分别指导宗教研究系、东亚语言与文化系、历史系的博士研究生。他曾任斯坦福大学亚洲宗教与文化研究中心和佛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多年来，邵东方从事中国思想学术史、古典学、文献学、图书馆及信息学的研究，已出版学术专著多部及中英文学术论文数十篇。邵东方：中国学术的分流与同流以及相关问题的思考记者：邵馆长您好！非常荣幸您能接受中国社会科网的采访。先请邵馆长自我介绍一下。邵东方：我叫邵东方，从国内到美国留学，我早年在北京师范大学攻读历史学学士和硕士，毕业后留在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跟随刘家和老师从事中外古史比较研究。1986年秋天我到美国夏威夷大学攻读历史学博士，毕业后到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中国历史与文化。1999年执教于斯坦福大学，自2003年起任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现在除了主持东亚图书馆的馆务工作外，平时自己主要从事学术思想史、古典文献学、数据图书馆及信息学的研究。今天首先感谢中国社会科学网给我这样一个与大家交流的机会，感谢周溯源总编辑、刘逖主任和方女士的邀请。记者：请邵馆长谈谈中国学术的分流与同流以及相关问题的思考。邵东方：我首先要感谢刘家和、余英时、何兆武、倪德卫（DavidS.Nivison）、何炳棣、丁爱博(AlbertDien)诸先生。今天讲的内容将使用他们所提供的一些资料，并会引用他们提出的一些观点想法。我所讲的范围，大致是围绕人物、时间、方法、观点这四个范围。我所讲的不一定是思想流派，而是具体的观念，讲方法也不是具体的治学的方法，因为考虑观众中间许多人不是专门搞国学研究的。所讲人物主要是跟西方汉学有关的人物。西方学者中有一部分研究中国，中国研究涵盖面也很大，有人从政府角度研究中国，有人从经济方面研究中国，我讲的是人文学方面研究中国。人文学与社会科学还是有一定分别的。人文学涉及到历史、宗教、哲学、文学各个方面。我也会讲一些关于传统的问题，因为中西方在总体上还是有不一样的传统问题，而在学术上，中西治学的方法也有不同。我会提到文献的作用，---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比如说如何利用图书馆使用资料。还有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在占有资料的完整性方面会有缺陷？最后我试图作一些比较，谈谈中西学术研究的异同。每个题目中间都会涉及到这些范围，总体上以这四个范围来展开具体的内容。我们讲汉学和中国学两个概念还是有一点区别的，学术研究中间，我们可以说有两个中国（研究），一个是我们中国本土的人在做中国研究。另外是中国以外的人研究中国，而中国本身是一个文化的概念。余英时教授曾经做了一个简单的界定，把西方的汉学叫Sinology,它研究传统的中国；把ChineseStudies定义为当代中国、近现代以前的中国。这当然是一种宽泛的划分。我在斯坦福大学开过一门叫汉学研究方法的课（SinologicalResearchMethod），基本内容是向研究生介绍如何研究传统中国。了解西方人或者中国以外的人研究中国有什么好处？第一，“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是苏轼的《题西林壁》，我们今天在国内研究中国，可能由于自己环境的限制，有时反而不如旁观者看得更清楚，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道理。第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西方汉学家的研究成果可以促进我们的研究。我想在座的每位没有一个人只是单纯阅读中国的东西，不接触国外的书籍，也包括外国研究中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