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的蒙古探索——乌﹒额﹒宝力格教授访谈录时间：2010年8月4日地点：西昌邛海之滨我在1964年11月出生于鄂尔多斯西部鄂托克旗的一个牧民家里。8岁之前我一直都生活在牧区，我们那里不是草原，应该算绿洲吧。鄂尔多斯是沙漠多的地方，我们的西部沙漠更多，我们那地方叫“Balar”。我家乡的生态环境不太好，我生长在那样的环境里。家里有姐姐，她比我大一岁，小时候我们一起在牧区放羊羔。我们的邻居离我家3公里左右，按理说我应该感到寂寞，但当时并没有觉得孤独，因为我不知道外边的世界是什么样的。我8岁到公社上学，父亲那时已经是公社医院的大夫了，母亲也在那里做点事情。72年我8岁的时候开始学汉语，以前不会汉语，连句国骂也不会。我们的公社叫吉拉，“Jira”，六十，名字来源于20世纪初当地的六十名好汉组成的“独贵龙”运动。公社只有一个蒙汉混合小学，但72年蒙语班被取消了。之前我姐上的是蒙语班，到我上的时候却只有汉语班，73年又恢复了蒙语班。我到现在都没有闹清楚为什么那年取消蒙语班，我没有刻意地去寻找原因。不过阴错阳差吧，我开始学习了汉语，不过一开始讲的是蒙古式汉语，有些至今还改不了。在那个学校呆了3年以后，1975年父亲在当时的伊克昭盟（现为鄂尔多斯市）医院里找到了工作做蒙医师，我们就跟着搬了过去。当时那个盟府所在地––东胜––人口有3万人，蒙古人可能有3千左右，我直接进入了汉语的环境里。七五年当时中国的民族政策很左，民族关系很紧张，一到这样的环境里我马上就感觉到被歧视。在牧区我虽然上的是汉语班，同学中也有汉族人，但当地的汉族多是从榆林，神木等地逃荒过去的一些人，很多人或很早就去了。他们已被蒙古化，大多会说蒙古话，有些人反而汉语还不太好。我们习惯上至今称他们为“irgen”，即民人，而不用现今的通用族称，“hyatad”(契丹人)。当然在文革中他们中有一些人去打砸抢，挖“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那里成了一个重灾区。尽管蒙汉小孩之间打架的事很多，但我们小孩儿没太多感觉，我们的感受跟大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但到了城市以后就有了异样的感受。到了城里第二天，我们上街，就有小孩追着我们打，边扔石头，边叫着“蒙鞑子”，也许是我们过于“招摇”了吧––我奶奶穿的是蒙古袍。我当时11－12岁，那时候就产生了民族意识产生，觉得因为我们是蒙古人而被追打。我对小学的经历没有太多记忆；很奇怪，我只记得跟汉族同学打架的事，不记得我们之间有太多的友谊。那年我去的时候，姐姐退了一班，她原本上的是蒙语授课班，进城后因为没有蒙语学校，只好跟我上一个学校，她因为汉语跟不上只有降一个班。我对那段经历没有太多记忆，只有一种压抑的感觉。初中我上的是伊克昭盟第一中学，算是当地最好的学校。我对这三年也没有太多的记忆。我上高中是1980那一年，第一次全盟统考，我考了第一，进了伊克昭盟一中高中的重点班，算是尖子里的尖子。当年进去两个月后我生病了。我本来一个耳朵听不见，后来另一个耳朵也聋了，当时只好退学，所以我只上了2个月高中。在家呆了一年后到伊克昭盟广播电视台做门卫，在那里工作了近一年。在这期间，我的一只耳朵回复了听力，父母央求我，“你不能这样，才16、17岁，你从最好的学生成这样，你得回去上学”。但我不想复学，因为很多人看到曾经最好的学生“堕落”成这样，幸灾乐祸，我就更不愿意去。老师让我回去，我说不，我要自学成才。我跟他们打了个赌，我就不信我比不过他们。82年考大学，考得不怎么样，因为我没有全面读过那些东西。我用高考前最后三个月请假复习。记得当年我考了全盟第4名––因为那年高中从两年变成三年，我的同学们都是83年高考。不过尽管如此我也没有占太大的便宜，因为我只考到内蒙古师范学院（一年后改称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而同学们中有上清华北大的。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里的内蒙古师范大学是个蒙汉合璧的学校，蒙汉生各占一半。内蒙古大学是内蒙古最好的大学，蒙古学生只占三分之一，三分之二是汉族学生。我们那里蒙古学生多一些，因为师范是培养老师的，所以从牧区招来的学生多一些。82年到86年期间，中国的大形势是反异化、反小资产阶级自由化，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