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语言形式价值取向论夏德勇伍世昭批评语言形式价值取向论夏德勇伍世昭内容提要文章立足于文学价值论①立场,以代表性理论批评家及其代表性理论观点、概念、范畴为指引,结合时代因素,对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中的语言形式价值取向进行了整体考察。文学理论批评语言形式价值取向是以文学独立价值为逻辑起点,从文学作品本身探讨其价值存在而形成的一种价值趋赴。它把文学的价值定位在语言形式的独立自足和自我生成上,强调语言形式“自为”、“自律”的本体地位,关注文学本身的语言形式对于文学“本体存在”的意义,并以语言形式“创造”“文学世界”所达到的自我圆融的程度,作为评价文学作品的标准。它的形成和发展,与文学创作实践和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紧密相关。一历史之脉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语言形式价值取向,大致经历了从王国维对文学形式问题的思考,“五四”时期文学理论批评先驱“文的觉醒”,到1920—1940年代李金发、闻一多、刘呐鸥、沈从文、袁可嘉、唐NCA4E诸人对小说、诗歌等文学语言形式之探讨的历程。王国维是中国20世纪第一个思考文学形式问题的批评家。早在1907年他就在《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中提出了“一切之美,皆形式之美”的观点。在他看来,美的形式有三,即优美、宏壮(崇高)、古雅。前二者为康德对美的区分,后者是他本人的发现。王国维将作为天才之创造的优美、宏壮称之为第一形式,而将“致存于艺术而不致存于自然”的古雅称之为第二形式,并阐述了二者的关系:“优美及宏壮必与古雅合,然后得显其固有之价值。”②他所说的古雅即通常意义上的艺术表现形式,这种艺术形式能使优美和宏壮——第一形式之美“愈增其美”。这一思考一年后即反映在其《人间词话》关于“境界”说的理论建构当中。王国维所说的境界——“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分别呈现为“宏壮”、“优美”之形式,而在王国维看来,文艺作品要达到“有我之境”或“无我之境”,从而呈现“宏壮”或“优美”之美,除了天分或后天的修养等因素外,还离不开第二形式之“表出”作用。而第二形式之表现若能做到“真切”、“自然”而又“意在言外”,则会成为营造“境界”不可或缺的要素。王国维对艺术形式重要作用的谈论,具有某种开创性意义。“五四”时期的“文的觉醒”是伴随着“人的觉醒”一同发生的。“文的觉醒”主要表现在对“文以载道”传统文艺观的批判和对文学本质特征的思考上。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宗教”,乃基于其对文学艺术之“美感”及其对提升人的精神人格作用的认识③;陈独秀则在鼓吹启蒙主义文学理念的同时,肯定了文学“自身独立存在之价值”,将“文学的本义”定位在“达意状物”、“美妙动人”两个关键问题上,而此二点在他看来正是文学区分非文学的标志④。对文学独立品格和独立价值的思考,不仅实现了文学和非文学的区分,而且引发了人们对包括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在内的各文类文体特征的着力探讨和重新体认。对文学语言形式的思考与探究,胡适是用力最勤的一位。他不仅从文体的角度考察了新诗、短篇小说、戏剧等文类的形式特征,而且从文学作为语言艺术的角度,关注文学本身的语言形式对文学本体的重要意义。他视白话语言为文学的“唯一利器”,认为白话是一种新鲜活泼、切合思想感情的表达,反映时代特点,有生命力的“活的文字”,这种“活的文字”才能创建“活的文学”——富有生命力的新文学。对白话语言“工具”作用的认识,使胡适顺理成章地提出了“以白话为文学正宗”的文学主张。胡适关注语言形式,还有一个重要考虑,那就是实现文学的审美化。在胡适那里,形式与内容是有机统一的,但这种统一是以形式为出发点的,取决于作家再现或表现的特殊方式,即要经过作家的“艺术”解释,他将文学定义为“达意达得妙,表情表得好”⑤,就体现了这种理解。1920年代中期至30年代出现的对诗歌文体的理论探讨,与胡适倡导的“诗体大解放”导致的诗歌创作散文化、郭沫若式的情感宣泄带来的非诗化有关。闻一多发表《诗的格律》呼吁的新诗格律化,提出“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强调诗歌的音乐节奏、词语的锤炼和诗行排列的规范化,试图以此纠偏诗歌的散文化、非诗化倾向。闻一多从形式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