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信将疑的故事张炜先生的这两个小说似乎都与莫须有的妖怪有些许关联。先说《小爱物》。这个小说里的主人公是“小爱物”和“见风倒”。“小爱物”既不能划归兽类也不能划归禽鸟类，也不能属于人类，她体积介于大鹅和羊之间，双翅可以当臂，有藕瓜一样的腿，像人一样生长弧纹的膝盖，脚上有蹼，胸前生长着口袋兜兜，大眼睛，娃娃脸，留着整齐的刘海，有猫一样的圆翘鼻子。“见风倒”不男不女，其性别都成为值得考证的问题，他看果园，身高一米八，长了鳞脖，有女人一样的小腰、米粒小牙、细弯的眉毛，有小茸胡，带着重病，怕风怕冬天，懒得出奇，头顶一只猫，身边伴一只羊。“小爱物”和“见风倒”共同特点是，无法按照人类既定的某个标准去分门别类，无类可归，无档可存。他们是无害的，却都遭到了大众的排斥，“见风倒”被偷窥、被戏弄和胡乱婚配；“小爱物”则遭到追捕、围猎、审讯、观赏和囚禁，更面临着被“一级一级往上送”的荒诞而不测的命运。自然界的万物都归于造物主，从造物主一面来看，万物平等，其神秘性当然并不是自身有着局限的人类可以全部解读的。然而狂妄的人类对超越自己既定经验范围的事物却感到本能的恐惧，尤其是这个在以宗族为基础形成的原始群体文化之中，浸润了太久的东方世俗社会，不能归类者几乎注定是弱者。因为这个文化是多数可以对少数实行暴力的文化，这个文化缔造团伙社会，甚至像小说中的我、虎头、小双那样的小孩子也都可以结成团伙。这个社会喜欢多数之治，喜欢多数决定论，喜欢粗糙而庸俗的标准化，在这样的环境中，一个生命越是个体化越容易受到外来威胁。于是，像“见风倒”这样行为方式不合乎传统男人安身立命准则的家伙，注定要倒霉。“小爱物”这样连少数都算不上的极个别，是不合乎任何标准的极致，她不仅弱小，裸露于危险之中，而且还面临着灭顶之灾。是的，这个文化从来都不喜欢那不属于任何“类”的独一种的事物。于是，“小爱物”和“见风倒”，这两个生活在林子里的“异类”相遇并且约会了，在林子深处，在月光下，他们惺惺相惜。“见风倒”和“小爱物”是凭着造物主的更高名义来否定世俗社会的归类法则的，或者说他们否定的是群落划分中所潜藏着的奴性规则。他们的反抗不是战士型的，不是剑拔弩张的，相反，他们全都是柔弱单纯之辈。“小爱物”长得像一个小姑娘，可怜又可爱，在人前有着羞愧、惊惧、哀求的模样。而“见风倒”则痴傻，心眼不抵小孩一半，害着遗传的心口痛。他们都是这样哀恸的人、温柔的人、为义而受逼迫的人。在他们自身的孤单、弱小、卑微、逃避、躲藏、受侮辱与受损害之中，其实隐匿着优雅、激情和创造力。“见风倒”有着白天看蝴蝶、晚上看星星的浪漫情怀，有咕咕哝哝与猫和羊说话的风雅兴致，他那支锈了枪栓永远也打不响的枪，扛在肩上，很像是某种非暴力不合作的宣言。“小爱物”能弹跳到树梢上，还会用奇怪的鸣叫声唱歌，却只唱给一个人听，会在月光下跟她喜欢的人对望。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独来独往，以单数出现，从不成群结队，从不拉帮结派，他们在人世间档案里找不到归属，却在大自然这个更广大的归属之中独自地快活着。如果真的像有人说过的那样，“世上最强有力的人是那最孤立的人”，那么，“见风倒”和“小爱物”作为顺从而谦卑的反抗者，毫无疑问又应该是世间真正的强者。再说说《蘑菇婆婆》。这个小说归根结底讲的是关于忏悔和复仇的故事。小泥屋里的老歪在忏悔，小草屋里的蘑菇婆婆怀着复仇之心。老歪这个人物是小说的核心。从社会角度来看，毫无疑问，老歪不仅是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还是一个神枪手，一个剿匪大英雄，是这个社会点头称许的有功之臣。但是他杀掉了一个没做过什么坏事的土匪，这个土匪很可能还是有情有义之人，他被制度通缉的原因非常耐人寻味：“一个人独来独往……不愿归顺……仇就结下了。”这多么像前面《小爱物》里的“小爱物”和“见风倒”！原来这个土匪也是一个被制度来万众一心地对付的异端，一个不能或不愿被这个社会归类的独立者都注定了悲剧的命运，他们是另类的英雄。其实，老歪所犯的错误并非邪恶本身那样的过犯。他按照命令杀了“不归顺”的土匪，同时误杀了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