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注释中的几个问题作者：孟繁之曹泳兰摘要：古籍注释可以注音、辨字、释义，也可以说明语法、阐发章句义理；而排除古籍中的语言障碍，即词义注释，是其中的核心工作，也是古籍注释的第一要义。本文即是从几点注意的常识、符号的规范两方面分别探讨了古籍整理中的注释问题，而综合两岸三地及海外的研究成果，使注释的文字表述更清晰，更科学。关键词：古籍古籍整理注释古籍注释：G256文献标识码：A：1009-1017(2007)01-0019-06古籍整理中，给古籍加上适当且必要的注释，以方便人们的阅读和使用，是古籍整理中的主要方法，也是中国传统文化赖以传承的优良传统之一。传统学术中的文献训诂，事实上就是古籍的注释工作。古籍注释可以注音、辨字、释义，也可以说明语法、阐发章句义理；而排除古籍中的语言障碍，即词义注释，则是其中的核心工作，也是古籍注释的第一要义。戴震《东原集》里说：“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譬之适堂坛之必循其阶而不躐等。”②此即所谓“读书必先识字”。但要给古籍中的词语作出准确的注释，并不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非明白该语词在当时特殊语境特定文化脉络下的特殊意义和特殊用法不可。如果简单地以今律古，那只会陷入望文生训的泥潭。从这一层面讲，古籍注释的确是一项十分琐细、十分辛苦且又十分严肃的工作，假若注释者本人还不是很清楚时，切忌草率行事，否则就会造成错误，贻害读者。此项工作要求注释者不仅要有相当深厚的语言文字修养，同时还要有十分广博的历史、文化、文学、制度、民俗、地理、哲学等学科的素养；而且，同样重要的，注释者在注释时，还必须遵循特定时代特定文化脉络下的特定语言及行文规则。一、注释的目的宋郑樵在《通志·艺文略》里说：古人之言所以难明者，非为书之理意难明也，实为书之事物难明也；非为古人之文言难明也，实为古人之文言有不通于今者之难明也。明人陈第在《毛诗古音考·自序》中谈到《诗经》的古韵时也说：岂以古人之诗独无韵乎？盖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从整个汉语发展史来看，地域差异之外，历代政治的因素，社会动荡，移民及民族融合现象极为普遍，言语范式和语言现象的变迁也极为明显。这就为古籍整理中的注释工作提供了必然性。无论是经书的注释还是其它古籍的注释，所追求的，都是阐释和理解作品的意义。自古以来的传统观念认为，作品的意义即是作者创作该作品时的原始用意，注释的目的就是要把作者寄托在作品中的原始意义揭示出来，此即所谓“追求原意说”。但诚如董洪利先生在《古籍的阐释》一书中所指出的，古籍的注释均以还原典籍作者的原意为目的，这在事实上是很难以成立的，因为：（1）作品语言的局限使作者的意图不可能充分而完整地表达出来，言不尽意是作者与作品关系中存在的普遍现象；（2）作品的完成和作者语境的消失，使作者所要求表达的意义只有宣示意能完整固定在上下文结构的语境之中，而启示意失去确定情景，进入意义未决或多意待决状态；（3）作品若脱离作者语境，就成为自主性的客体，对任何时代的任何读者或解释者开放；（4）作者意图所规定的作品语言和意象是作品意义得以实现的决定因素，但只能决定解释的大致范围和走向，无法限定解释的具体内容和方式；（5）解释者只能在个人的社会文化背景、传统观念、风俗习惯、知识经验等基础上，发展他的解释。董先生认为，注释的真实目的就是理解作品的意义。“理解作品的意义是一种创造性的解释活动，其创造性就在理解过程之中理解的创造性普遍地存在于古籍注释中。”“既然理解是一种创造性地解释活动，那么解释者为追求新奇独特的创意，就可能会出现某种主观任意性的解释。如何克服这种任意性的解释，就成为注释理论必须关注的问题。”“解释的客观性就存在于理解的过程之中，它是由理解得以发生的两个基本因素——作品语言所表达的内容和理解者前理解的相互作用决定的。在二者的相互作用中，作品语言所表达的内容是主导性的，它不仅是解释者赖以理解的基础和前提，而且决定了理解的大致范围和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