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福林:第二次轉型與第二次改革伴隨外部和內部條件的變化，中國開始進入由生產型大國向消費型大國的第二次轉型。由此，中國開始進入第二次改革。第二次轉型與改革處在十字路口後危機時代，世界范圍內經濟結構大調整時代已經到來。外需萎縮將是中長期趨勢，全球將進入一個需求不足的時代我國長期堅持大進大出的增長方式應當結束瞭。這是因為，中國內部條件發生瞭重大變化，開始進入發展型新階段。重點表現在三個大方面：從外用消費品向內用消費品的升級；從私人產品的需求到公共產品類的需求，公共產品的需求不足，正全面向我們走來：從對物的追求到人的自身發展追求這意味著伴隨外部和內部條件的變化，中國開始進入由生產型大國向消費型大國的第二次轉型。由此，中國開始進入第二次改革叶一五”的幾個政策目標很好，比如，把擴大國內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作為基本立足點；把調整結構作為主線；把促進經濟增長的方式根本轉變作為著力點，把增強自主創新能力作為國傢戰略，把提高人民生活作為根本點、出發點。而實際情況卻是:投資率居高不下：消費率逐步下降；外貿依存度進一步上升；能源消費指標一次一次被突破為什麼會這樣？就是在內部、外部環境變化情況下，政府主導型的經濟增長方式仍然相當突出，甚至在危機當中還有進一步強化的趨勢，其特點是：以追求GDP的速度為主要目標：以擴大投資規模為主要任務：以上重化工業項目為重點的追求：以行政推動和行政幹預為主要手段在這樣一個背景下，中國的第二次轉型和改革正處在一個關鍵階段和十字路口第二次轉型與五個方面的改革第一，走向消費主導時代的改革。由於多種因素，中國這幾年的消費率不但沒有上升，而是下滑到改革開放30年的歷史最低點。同發展水平相當的一些國傢比將近差20個百分點。巴西去年的消費率是75.7,印度45.9,俄羅斯77.7,而我國下降到48.9o未來五年左右，中國需求消費結構大幅上升和消費增長是一個大趨勢。問題在於如果相應的體制改革跟不上，消費主導這樣一個快速發展的階段將會被人為延誤進入消費主導時代，重點要在四個方面改革：改革收入分配體制。大幅度提高居民在整個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改革沒有大動作是很困難的；加快社會保障體制改革，改變消費傾向；促進財政和金融體制轉型。嚴格講，我國的公共財政體制和消費性金融體制的建立還遠未破題，尤其是消費型金融體制還沒有真正破題：推進投資體制改革，實現投資結構由生產性投資逐步向消費性投資轉變第二，走向城市化時代的改革。有人認為，我國城市化和工業化是同步的，甚至還快於工業化發展速度。我的判斷與之相反。按照國際一般標準，人均GDP3000美元時進入工業化中後期，城市化率至少是60%左右，而我國的城市化率至少差瞭15個百分點。未來五年我國城市化加快發展是大勢所趨，也是構建消費性大國的戰略性舉措。如果打破城鄉二元制度結構，推進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能夠在“十二五”期間有實質性突破，未來5-10年中國的城市化率提高10到15個百分點完全有可能，這將會大大推進我國向消費主導型轉變的進程第三，公共產品短缺時代的改革。公共產品短缺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基本公共產品的短缺。在社會利益關系協調制度建設方面的供給短缺表現得越來越明顯：公共就業服務同全社會就業需求的短缺。加快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改革，是第二次轉型和改革的基本需求；公民社會，社會組織發展是大勢所趨。我國要在利益主體多元化的情況下加快發展各個利益主體的一些組織。在相當一段時期內不可能演化為政治矛盾，但在利益主體分化、利益博弈和利益矛盾突出的背景下，有組織的協商對話比無組織的反抗對這個社會要好得多第四，低碳經濟時代的改革。低碳經濟不僅是技術問題，更是一種新的發展方式，是會影響和牽動經濟社會的革命。低碳經濟將是未來相當一段時期內結構調整、制度創新的最重要的推動力之一。在這個背景下，我們既要看到國際上某些復雜因素，更要看到中國的大國作用和大國責任。迎接低碳時代，要在改革中解決資源形成價格機制問題、能源價格機制形成問題、環境產權制度問題、碳交易體制機制建設問題，否則，推動低碳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