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精神之求真与求善——基于中西自然观的比较杨琪源摘要：西方的自然观在经历了从古希腊的“原子论”到文艺复兴的自然科学革命，人类成为自然界的征服者。中国的自然观则自始至终贯穿着“天人合一”的精神，“天道”在“人道”下不能显现其真相。西方与中国自然观的不同发展是哲学“求真”与“求善”两条路径的发展，显示了中西哲学不同的基本精神。关键词：中西哲学；哲学精神；自然观一、中西自然观的不同发展道路1.西方哲学中的自然观西方哲学中关于“自然”认识的形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最早关注和探讨这一问题的是米利都学派，他们希望能够寻找到一种构筑宇宙大厦的基本砖石，通过这种砖石来解释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和千变万化的自然现象。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是古希腊关于万物“基始”的哲学理论中最精致的一个，在这个理论中不仅用原子论来解释自然界，甚至用原子论来解释“人”，指出人的灵魂也是由原子构成的，这说明自然观既是早起希腊哲学的起点，也是其归宿点。苏格拉底则将古希腊人对自然的研究目光移向了人类的精神领域——伦理学、政治学甚至逻辑学和知识学。在他之后，柏拉图构建了庞大哲学体系，而这个体系的归宿，仍然归结于自然。依照柏拉图的看法，宇宙本源是纯粹客观的永恒不变的“理念”，客观世界不过是理想世界的影子。至于为什么会存在一个可感知的或自然的世界，一个变化的或运动的世界呢？原因在于上帝。但为什么是上帝，柏拉图没有给予论证。亚里士多德后来做了解释，理由是：自然界的变化以及生命的运动的来源不能是“理念”，因为理念只是一种标准，它的功能是将自然界中引发出来的变化加以规范，因此它不是力量，不能引起变化。引起运动和变化的只可能是这样一种永恒的来源或者动力——它本身不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它的恰当的名称只能是上帝。于是，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德谟克利特的最精致和最能动的原子——灵魂“变成”了生成万物和运动原因的上帝。这便是希腊人为世界提供的有关“自然”概念的基本轮廓。2.中国哲学的自然观在中国，“天”不是纯粹的宇宙，不是纯粹的自然世界。“天”只是与人类实践有关的自然环境。所以，人与周围世界的关系，不是人与纯客观的自然界的关系，而是人与其加工改造过了的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即与“人化自然”的关系。因此，中国哲学中的自然界，往往有浓郁的“人味”。中国哲学中最初的“五行说”并不是宇宙观，而是一种重视物质生产的社会观，是对社会物质生活元素的概括。五行崇拜的对象，不是客观的自然物，而是与人类实践有关的事物。《尚书大传》明确指出：水火者，百姓之所饮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兴作也。土者，万物之所资生也。——是为人用。先秦的思想家往往把五行直接称作“五材”（即构成民生民用的五种基础材料或五种经济资源）。这与古希腊那种把水、火、土、气当做纯自然对象的思路是很不相同的。至战国末期和秦汉时期，中国哲学有了较为明确的宇宙论体系。一些专门谈“天”说“地”的思想家，直接从“天地”出发，建立哲学的框架体系，被称为“阴阳家”，但其强调的“天人之际”是指天道与人道的关系，意思是深究天道以明人道，而不能强解为西方哲学史上的那种“何者为宇宙始基”之类的问题。从道家的精神很明显看出“天人合一”的精神。《易经·乾》中写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从其中可得知，道家探究天地，虽然在道家眼中的“天”为大自然之意，但是仍然着力点在“人”本身。尤有甚者，中国古代所谓的“物”，并不是今天“物质”的概念，更不是西学意义的“纯物质”、“物自体”。中国古人所谓“物理”实际上是事理。可以看出中国的“物”不离人类生活，而西方的“物”是抽掉社会内容纯而又纯的“唯物论”。二、从自然探索到哲学精神的归结在西方，从希腊哲学的发展可以看出其发展的总思路是：自然—社会—自然。即使是在“文艺复兴”之后出现的人文主义，也不过是在用科学的天道观冲击神学的天道观。“文艺复兴”时期思想家们所赞美的“人”，是自然人，所谓“人性”基本上就是人的自然属性，达·芬奇等艺术巨匠甚至用自然科学的精确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