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漫忆·石中那些人、那些事如皋蒋文祥我在石中既当过学生，也当过教师。当学生是从1968年9月到1970年7月，“文革”特殊时期的两年高中。当教师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从1980年8月到1981年12月，只有三个学期。虽然这两段时间都不长，而且一晃三四十年过去了，但我在石中的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却历久弥新，印象很深。也许难以置信——我的教师生涯是从石中学生时代开始的我的教师生涯是从石中学生时代开始的。当我还在石中高二（4）读书时，就开始走上讲台，担任了初二（6）语文和美术课的老师。说出来也许令人难以置信，那就让我慢慢说给你听——那是在“文化大革命”高潮的1969年，当时石中几十个老师因各种“莫须有”的罪名而被揪斗、隔离审查和关进“牛棚”，弄得整个学校根本无法上课。就在这种背景下，我作为高中的尖子学生之一，被当时进驻学校的工宣队、军宣队指名推上了初中教改的讲台。在那时，学生上讲台是被作为教育革命的新生事物宣扬的。记得当时有这样一条毛泽东最新指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由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如今八0后九0后出生的人根本无法想象，“文革”时期的那种个人崇拜，简直到了痴狂的程度。什么“三忠于”、“四无限”，什么“早请示”、“晚汇报”，什么“忠字舞”、“语录操”，把毛泽东似乎当神一样看待，对毛泽东讲的话更是奉若神明，当作皇上的圣旨，称为“最高指示”。新近发表的讲话，就称为“最高最新指示”。从中央到地方、从干部到群众，要求传达不过夜、执行不走样。值得庆幸的是，“文革”初期自己并没有被那场狂热的运动热昏了头脑，在那全国一片“造反有理”的喧嚣声中，我没有参加任何抄家和打砸抢行动，而是巧妙地利用抄大字报、刷大标语和办墙报、黑板报的机会，练了一手相当不错的毛笔字和粉笔字。抄大字报练习了楷书和行草，写大标题再练了些隶书和魏体，刷大标语则学会了黑体和宋体，办墙报、黑板报又学会了报头、插画和花边，这为我担任初二（6）语文、美术两门课的小教员，奠定了漂亮的板书和写美术字的基础。加上自己从高一开始就当上了石中广播室的义务播音员，一日三餐利用吃饭时间向全校广播和老师、同学们一起采写的稿子，这对我普通话能力的培养和写作能力、表达能力的提高确实有很大帮助。现在回过头来看，那两年的高中并没有真正学到多少书本知识。但是说实话，那时对于我各种能力的锻炼倒也是“史无前例”的。虽然，学生上讲台被作为教育革命的新生事物宣扬，但是，要想真正上好课可不那么容易。名义上我是高中的学生，实际上还是初中的底子。所以，自己尽管也想把课上好，无奈心有余而力不足。教案写得像个大批判稿，连自己也感到不满意。于是就千方百计动脑筋、想办法，变着法子向被关在“牛棚”里原来讲这门课的老师“请教”。这在当时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好在我“根正苗红”：父亲是县贫协常委、公社贫协副主席；伯父在淮海战役作战牺牲，是革命烈士。这等于给我政治上“保了险”。于是我在“大批判”的名义下，向这位“牛”老师“借”来了讲稿。嘴上说是“批判”用，实际上是继承、吸收、借鉴了老师讲稿中的精华，我把它摘下来背熟了，然后才手捧教案走上讲台。不用说，这堂教改课无疑是“成功”了。其实，我不过是作了这位老师的“传声筒”和“代言人”。对于这一点，不但这位老师心里明白，而且那些听课的学生心里也明白，我自己心里更明白。也许贻笑大方——我曾迎合当时政治需要编导过“遵命文学”小品说出来也许贻笑大方，我在石中当学生时最难忘的还有一件事，那就是高二曾经编导了一出独幕滑稽戏，相当于现在的“小品”——“学做饭”。这个小品的主题是迎合当时的政治需要，符合那个时代的“主旋律”，宣传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或许算是鲁迅先生所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