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礼学精义的学术传承与《大戴礼记》的文体意义摘要：《大戴礼记》的成书，是儒家礼学精义的传承在汉代的一种学术形态。《大戴礼记》作为杂记类文献，其选编的篇目涉及到礼学观念在衍生发展时所涉及的各种文体。《大戴礼记》的选编，向我们揭示了文体的嬗变与礼学精义的传承是同步进行的。对于《大戴礼记》所收篇目的考察，将使我们重新理解文体的发展变化，不仅有外部的特征，也受其内在知识和观念扩展的影响。关键词：礼学精义；学术传承；《大戴礼记》：B222文献标识码：A：1004-7387（2014）01-0078-05自汉以来，《大戴礼记》在授经一脉中，虽不受重视，然考论汉代的政论散文，时人却多变化《大戴礼记》中的礼学精义以论国事。在古代的各类文体中，论体的特殊性，在于它从早期的经学中获得了一种观念品格。《大戴礼记》选编的篇目，由七十子传记中的礼学精义到子学论述再到汉代的论体文，涉及到早期七十子传记的观念品格对汉代论体生成的影响。《大戴礼记》在选编材料时，所代表的学术形态，值得考察。通过分析《大戴礼记》篇目的编选和儒家精义的联结，以此发现大戴编选材料背后的一个知识流脉，即儒家礼学观念的生成史。同时，本文旨在以《大戴礼记》的选编为切入点，展现儒家的礼学观念在思想上的不断推演和文体上的生成嬗变。一、“孔子遗说”中的礼学精思与《大戴礼记》的选编价值《大戴礼记》中有关孔子言谈的篇章，包括《主言》、《哀公问五义》、《孔子三朝记》共十二篇。其中《孔子三朝记》十篇，在刘向所编定的《汉书?艺文志》中，是明确有单本流传样态的。大戴将《孔子三朝记》编入自己的作品中，这种整理、选择，是一种隐性的意义行为。对比《大戴礼记》中“孔子遗说”与其它儒家文献之间的联系，对于我们重新认识礼学精义有重要的补益作用，同时也使我们意识到大戴选编的价值。《大戴礼记》中的“孔子遗说”，展现了孔子的礼学观念和三代学术之间的关系。孔子的礼学理念，是从天地之道出发的。这一点学界的论证比较少，自郭店简发现以来，学界多将《性自命出》与《大学》、《中庸》、《曾子》进行比较来看早期儒家性情论的发展，少有人去追溯孔子的礼学精义。《大戴礼记》中所选的孔子遗说对礼学的认知，突出的特点在于将礼学放到天地人之道中进行定位。其背后的知识体系可以贯通到郭店楚简中的礼学义理，再至于《中庸》的话语表达，而后进于荀子的《天论》、《礼论》，董仲舒的“圣人法天而立道”，陆贾的《道基》等，实际上涉及到儒家礼学精义最高的哲学范畴。小戴《礼记?礼运》：“礼本于大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将人间秩序得以运转的内涵，全部归统于礼。这种礼学观是一种宇宙的视角，是孔子礼学之所以宏大精微的原因。这一点可以和《大戴礼记?礼三本》相补充，“礼有三本：天地者，性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孔注：“性，生也。”[1]天地为生之本，是言以阴阳天地之道规范人伦。所谓先祖者，以人之仁义之道为本，所谓君师者，是以君王和老师来传承天道人道者。故“孔子曰：夫礼，先王所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2]在孔子，对礼的理论认知是本于天地以至于人伦。在《大戴礼记?虞戴德》中，鲁公问在虞之世，民戴虞之德，虞舜“深虑何及、高举安取”，孔子明言“深虑不过地，高举不过天”[3]。三王是从天地得到的自然法而应用于人类，以获得一种秩序。孔子所言：“礼也者，理也。”[4]礼，是一种秩序。这种秩序不是限定于社会等级的区分，而是源于人事从天地之道中所获得的秩序。这是早期儒家学派从哲学意义上对“礼”之终极本源的规定。地之道曰方。《吕氏春秋》：“万物殊类殊形，皆有分职，不能相为，故曰地道方。”[5]地道方，则必须有辨。所谓“辨”者，辨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分界，即为老子所言“徼”（边界），辨而后有概念、推理，而后有人类一切之知识的诞生。古之学政一体，上古为政之大体，在于教民以辨。大戴《少闲》：子曰“天政曰正，地政曰生，人政曰辨”[6]，这是孔子礼学精思的又一层面。《易》曰：“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7]大戴《四代》：“论政之大体以教民辨”[8]，辨而后有礼。大戴《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