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志》与《颜氏家训》才性观之比较关键词：刘邵；《人物志》；颜之推；《颜氏家训》；才性观；唯才是举；唯德是用摘要：才性问题是中国古代人才思想中的重要论题之一，对其讨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达到高潮，而以刘邵《人物志》与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最具代表性。刘邵的人才思想虽受到了曹操“唯才是举”思想的影响，但更注重从名理学的角度探讨人的天赋素质与人德行、才能的关系，并坚持“学习有限论”。颜之推则对汉代以来“唯德是用”的人才观提出了异议，并强调后天学习对人自身发展的巨大作用。二人均主张“德才兼备”的选才标准，体现出了共有的批判性和独立思考精神。：K235文献标志码：A：1009―4474(2008)05―0092―04才性问题是中国古代人才思想中的重要论题之一，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一席重要位置。涉及才性的论争在先秦时便已开始，然而只有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才讨论得那么持久、深入而且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三国魏刘邵所著的《人物志》与南北朝后期颜之推所著的《颜氏家训》，作为魏晋南北朝思想领域中涉及人才问题的两部极有特色的著作，对当时的才性问题都有一些富有针对性的论述。通过对二书才性论述的梳理，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刘邵、颜之推在总结用人得失上不合流俗的思想火花。一魏晋南北朝有关才性问题的讨论内容，因时代久远而变得模糊不清。后世学者依据遗存的零散材料，作了一些分析和论证。他们大多认为：当时所谓的才性之争，主要集中在对人的天赋素质与德行、才能之间关系的争论上。此论争兴起的原因，是三国鼎立之初人物品评与人才选拔的需要。东汉末年深重的社会危机，促使若干思想家运用“循名责实”的名理学武器，对以“孝悌”等道德标准取才所造成的恶果进行深刻反思。例如曹操在著名的《庚申三令》中申明了“唯才是举”的用人主张，他以当时的忠、孝、仁、义等道德观念来理解“才性”一词中的“性”，这可以说是才性思想在当时政治实践中的具体体现。刘邵是曹魏政权中精于官员考核的臣僚，曾受命制定过针对官员选拔和晋升考核的细则――《都官考课法》。他的人才思想受到曹操“唯才是举”思想的影响，倾向于综核名实、重实轻名、重才轻德。因此在《人物志》中，刘邵相当重视人的才能问题，比如他区分“道理之家”、“事理之家”、“义礼之家”、“情理之家”的才能；他认为通晓天下之理者，需要具有八种才能，即“聪、思、明、辞、捷、守、攻、夺”；他注重对英雄“聪明秀出”、“胆力过人”等素质的探讨。这些讨论在《人物志》一书中占了不少篇幅。刘邵从名理学的角度出发，对人才内在的禀赋、气质、个性、精神、才能、职业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了分析与考察。应该说，刘邵的才性观更倾向于讨论人的天赋素质与人德行、才能的关系。刘邵对才性关系中“性”的理解，相当于后世所说的先天禀赋。他对“性”认识得相当深刻，认为人以“元一”为基础，禀受相互作用的阴阳二气，“元一”形成了人的本性，阴阳二气作用大小不一，就造成一个人内在才性的特殊倾向，故性有偏至，会形成“七似”、“九偏”的偏材之性。对于“偏材之性”，刘邵认为不可求全责备，因为偏材之性是人个性长处与短处的统一体。他说：“夫偏材之人，皆有所短，故直之失也，讦。刚之失也，厉。和之失也，软。介之失也，拘。夫直者不讦，无以成其直。既悦其直，不可非其讦。讦也者，直之征也。刚者不厉，无以济其刚。既悦其刚，不可非其厉。”刘邵把“观其所短，以知所长”作为品鉴人物的八条途径之一，表明他对人性的深刻认识。在此原则下，选官用才自然就不可求全责备，而应多用其长，少言其短，不因其短而废其长，争取做到扬长避短。因此在人才使用上，刘邵提出了“质于理合”、“能与任合”等原则，被后人评价为“精于择，而庸适其能”。刘邵关于“偏材之性”的看法，是“天生一物，自有一物之用”思想的体现。他十分强调个人的生理禀质，属于古代“性质禀之自然”的自然人性论思想。基于这种看法，刘邵在人才教育思想上，认为学习对于个人的作用有限，并且人在学习的同时，会造成其本性的丧失，这是违反人性的。他在《体别》章中说：“夫学，所以成材也。恕，所以推情也。偏才之性，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