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唐代士大夫的转型［摘要］韩愈既是文学与儒学承前启后的转折，也是分析唐代士大夫“转旧为新”的切入点。通过？韩愈所论“士大夫”的分析可以看出，少见魏晋以采士大夫的“士族”、“公卿大夫”之意，注重新的唐代士大夫进士科举背景，突出士大夫的道德操守。唐代科举制度尤其进士科的完善、安史之乱的战乱动荡是韩愈所论士大夫“转旧为新”的时代背景。［关键词］士大夫韩愈转旧为新内涵［中图分类号］K2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_7326(2011)10_0107_05一、韩愈与唐代士大夫的转旧为新韩愈在唐代具有文学史、文化史等多方面的意义。美国学者宇文所安将韩愈确定为中唐的开端，这是字文所安?韩愈具有的文学意义的强调和尊重。他从文学史研究的角度认为中唐开始于791—792年，这一时间韩愈、孟郊、李观及其他书生汇集长安赶赴进士考试。韩愈、李观792年进士及第，柳宗元、刘禹锡翌年及第。宇文所安强调：“并非出于?韩愈的权威性的过分尊重，而是鉴于他?于一个重要文化时刻的卓越的策划最终成为促成变革的强劲的原动力。”陈寅恪先生突出强调韩愈的文化史意义：“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如此。退之者，唐代文化学术史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然而陈先生也同时感慨：“而千年以来论退之者似尚未能窥其蕴奧”。宇文所安的“最终促成（重要文化时刻）变革的强劲的原动力”、陈先生的“唐代文化学术史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都不约而同地把韩愈确定为文化的转折。陈寅恪先生还特别注意韩愈在儒学“转旧为新”的关键意义：“天竺为体，华夏为用，退之于此以奠定后来宋代新儒学之基础，退之固是不世出之人杰，若不受新禅宗之影响，恐亦不克臻此。又观退之寄卢仝诗，则知此种研究经学之方法亦由退之所称奖之同辈中人发其端，与前此经诗著述大意，而开启宋代新儒学家治经之途径者也。”要理解韩愈的文化转折性意义，应当充分关注韩愈的士大夫背景。中国古代士大夫承担着“文人”和“官员”双重角色，兼任“文化功能和政治功能”。因此，文化研宄与政治研究应当交互为用。钱穆先生曾指出:“我认为政治乃文化体系中一要目。尤其如中国，其文化精神偏重在人文界。更是儒家的抱负，一向着重修齐治平。要研宄中国传统文化，绝不该忽略中国传统政治。”余英时先生也认为：“士在中国史上的作用及其演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决不是任何单一的观点所能充分说明的。但是无可争辩的，文化和思想的传承与创新自始至终都是士的中心任务。”在唐代士大夫群体的发展历程中，韩愈？自己所属的这一群体的自我认识也存在变旧为新的转变。笔者以“士大夫”为主题词，以《全唐文》为检索来源，统计唐代共有109处“士大夫”。通过分析发现，韩愈所属的中晚唐，“士大夫”出现频率急剧增加——85处“士大夫”远远高于初唐和盛唐的11处，跨盛唐中唐的6处。尤其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使用“士大夫”频率最高的是韩愈。在中晚唐85处“士大夫”中，韩愈使用23次，接近1/3。即便考虑到朝廷诏诰和跨盛唐中唐的“士大夫”总和为96处，韩愈“士大夫”使用次数依旧达到1/4以上，为唐代文人之最。其他关于唐代士大夫论述最多的是权德舆，次数为9次，其余各人更少，只是零散分布。二、弱化“公卿大夫”的旧有涵义黄正建先生专门分析了唐代士大夫的涵义。他侧重以两《唐书》作为文本，通过计算机检索的结果比较二者“士大夫”涵义的异同。在他看来，初唐“士大夫”的涵义沿袭北朝时期，多指门阀士族，而后逐渐开始主要指称官员，特别是“熟诗书、明礼律”的官员，但并没有形成一个有固定特色的阶级，社会？他们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要求，他们也不是社会舆论的主要担当者。其时，一般仍认为社会大致由“公卿大夫”和“士庶人”两大阶层构成。“公卿大夫”是官员，其中文人色彩比较浓的逐渐被称为“士大夫”。在韩愈的时代，沿用原有的“士族高门”、“公卿大夫”用法是普遍的，唐太宗遗诏、唐代古文运动先驱们都使用这一常见涵义。《全唐文》卷9《太宗遗诏》：“前王不辟之土，悉请衣冠：前史不载之乡，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