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3815/jki.jmtc(pss).2012.05.022从中西思维差异看中国古典诗歌的可译性限度訾晓红（中国药科大学外语系，江苏南京２１１１９８）［摘要］英汉诗歌的音律节奏以及篇章结构截然不同，因此译界对英译中国古诗的可能性一直争论不休。东西民族的思维模式存在直觉性与逻辑性、形象性与抽象性、模糊性与精确性三大主要差异，以上差异皆会造成中国古诗英译中的可译性限度甚至是不可译现象。［关键词］思维差异；古典诗歌；可译性限度［］Ｈ３１５．９［文献标志码］Ａ［］１００３－６１２１（２０１２）０５－０１２１－０４---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诗歌作为一种语言高度浓缩凝炼的文学体裁，其意境丰富，形式工整，具有独特的节奏、韵律和内涵。由于英汉两种诗歌产生于完全不同的语言文化背景，二者在音律节奏、篇章结构以及意象构造方面各有特点，使得英译中国古典诗歌困难重重，也引发了对中国古诗可译性的争论［１－５］。语言作为表达和交流思想的最主要的工具，它的发展和使用都受制于思维［６］。正如包惠南所指出的，“翻译活动的基础是人类思维规律的共同性，翻译的本质是不同思维形式的转换”［７］，因此，从思维科学的角度研究翻译是极为重要的途径。本文从中西思维模式差异的视角，对诗歌的可译性限度进行探讨。一、诗歌的可译性限度乔纳森·卡勒曾指出，“诗歌居于文学经验的中心，诗的特殊性使之与一般的言语相区别，诗的文字记录虽属语言交流的范畴，然而，诗的特殊性已经改变了这一语言交流的范畴。诗的形式规则，诸如诗行断句、节奏、韵律等程式使之与普通话语有别。”［８］从翻译学的角度来讲，诗歌也一度被认为是可译性最小的一种文学形式。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ＲｏｂｅｒｔＬＦｒｏｓｔ）明确提出，“诗就是在翻译中失去的东西（Ｐｏｅｔｒｙｉｓｗｈａｔｉｓｌｏｓｔｉｎ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９］。雪莱（ＰｅｒｃｙＢｙｓｓｈｅＳｈｅｌｅｙ）在其论文《诗辩》中指出，“译诗是白费力气”。切斯特顿（ＧｉｌｂｅｒｔＫｅｉｔｈＣｈｅｓｔｅｒ－ｔｏｎ）则认为，“要求诗的语言在另一种语言中找到准确的等同物，就这样的意义来说，诗歌的翻译实在是不可能的。”［１０］在国内，持诗歌不可译论者也大有人在。王以铸先生认为，诗歌不能翻译，因为“诗歌的神韵、意境或说得通俗些，它的味道———即诗之所以为诗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有机地溶化在诗人写诗时使用的语言之中，这是无法通过另一种语言来表达的”［１１］。穆诗雄在对英译中国古典诗歌的诗体与散体之争进行了分析讨论之后，阐释了中国古诗形式的不可译性。他认为英诗的行数和每行的音步数固定，外型上呈长短句式，无法再现中国古诗呈方阵的外型；而且英汉两种诗歌的句法差别太大，使古诗的音韵、节奏都难以再现。另外，由于中国古诗产生于完全不同的语言文化背景，因此“表达特殊的诗句，不要说再现，有时要解释清楚都难”［６］。正如萨丕尔所言，---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每一种语言本身都是一种集体的表达艺术。其中隐藏着一些审美因素———语言的、节奏的、象征的、形态的———是不能和任何别的语言全部共有的”［１２］。从语言艺术层面来看，诗歌等文学语言是要“充分挖掘和运用语言的各种因素和潜能，尤其是在语言的审美形式方面，它有着不同于实用语言的特殊要求”［５］。因此，诗歌在其语言形式以及意境传达方面皆存在着一定的可译性限度。二、中西思维模式［１３］的差异与诗歌翻译思维和语言密不可分，语言是思维的外衣，深受思维支配，汉英思维差异必然影响着汉英语言的存在。承认汉英思维语言上的共性，可为翻译之可能提供理论基础，但只有寻求差异才能找到翻译的规律并更好地运用翻译理论来指导翻译实践［６］。英汉民族生长的历史背景与自然环境都截然不同，因此在其思维形式、方法及程序上皆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直接会导致诗歌翻译中的种种问题与障碍。（一）直觉思维与逻辑思维之别和古诗英译中国传统思维注重实践经验，注重整体思考，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