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倡导白话代替文言的文学革命，建构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谱系，使中国现代文学进入到世界文学的体系中，对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这早已成为不证自明的事实。1917年1月，《新青年》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月又登载了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正式举起了文学革命的大旗。胡适在妓学改良刍议》中，提出文学改良应从“八事入手”，即“须言之有物，，，矗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抄，“不作无病之呻吟弦、“务去烂调套语，，、“不用典力、露不讲对仗”、材不避俗字俗语一，这些都是针对文言文而立足予语言文字和文体的解放的。胡适遮篇文章在当时可算是一个大胆而进步的设想，被陈独秀赞扬胡适是“首举义旗的急先锋。胡适在“五四”前后，就文学革命和文艺理论方面，写了许多文章、通信和札记，做了多次讲演。胡适为了贯彻自己的文学主张，促使新文学运动开花结果，还从事创作实践，用白话写出了我国第一部新诗集《尝试集》和第一个独幕话剧《终身大事》。胡适所主张的文章要有感情和思想，是针对八股文提出来的，是有具体内容的。胡适在一九一六年《藏晖室札记》中《论译书寄陈独秀》里，提出了：“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一九一六年七月他在《藏晖室札记•觐庄对余新文学主张之非难》里，明确提出，《儒林外史》、易卜生、肖伯纳等的作品是“有功世道人心”之文学。胡适还在一九一八年《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主张应使“今日的贫民社会，如工厂之男女工人，人力车夫，内地农家，各处大负贩及小店铺，一切痛苦的情形”，“在文学上占有一位置”。也就是作为新文学的内容之一。胡适提倡白话文是从新内容的要求出发的，他看到了文言文这一旧形式束缚新思想，这一认识在当时来说是创新的。一九一九年胡适在《谈新诗》中说：“形式和内容有密切关系。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若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五四”前后当文言文束缚新内容和新精神的时候，提倡白话文，是符合时代要求的，这不能算作形式主义。另外，胡适的作品《终身大事》为第一个白话散文剧本，“文学革命”和“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也是他最先提出来的，而在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的研究与整理方面，在中国古典小说的考证及古史研究方面，胡适都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无论是建构“白话”的文化合法性时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还是整理国故的倡导，或是对于中国哲学史的诠释，或是具体的研究如对于《红楼梦》，《水经注》等等。他在中国面临深刻的危机的时刻为现代中国提供了一种新的知识的支撑。他的思考没有鲁迅先生的忧愤深广，却有其自身的独特的作用。他始终以实用的理性的精神为当时的中国提供一种可资利用的实际的知识和科学地理解知识的基本的方法。胡适的意义在于他力图提供一种现代的知识基础，他将现代的逻辑和知识架构用他的相当明白易懂的方式加以示范，这让当时的刚刚进入现代的年轻学者受到了现代学术和知识运作的基本训练。这种训练对于中国现代学术和大学机制的建构有着重要的意义。他的讲求理性，注重逻辑，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方法，都为未来的中国人提供了清楚明白的方法论。胡适在现代人文文化的建构的意义在于他的在人文学的各个领域都具有的开拓之功。许多后人都觉得胡适的研究相对较浅，但他的方法论的开拓之功和示范效应则到今天仍然有其重要的作用。今天的中国社会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科学的训练和逻辑的训练的缺失，看到社会所弥漫的非理性的情绪，看看许多情绪化的宣泄，这些都会让胡适注重基本的方法论，注重逻辑和实证的思维方式更有意义。继白话文的开创之后，胡适之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将科学性甚强的现代学术方法引入中国思想史研究，被蔡元培誉之为中国第一部新的哲学史。《实验主义》、以及《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等文章，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确立了自由主义和实验派的地位。《“红楼梦”考证》，首次将小说纳入学术研究，就此终结“索引派”的旧红学，开创“考据派”的新红学。《中国禅宗史》，使之成为禅宗研究第一人；此著认真详...